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民生活逐渐富裕的现实环境，推动了市井文学在新时期再度崛起并形成创作潮流。20世纪80年代邓友梅的《烟壶》《那五》、汪曾祺的《岁寒三友》《鉴赏家》、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林希的《寒士》《茶贤》及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深入挖掘市井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气质，细致描绘平民百姓坚韧乐观、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态度，表现出轻松幽默、乐观豁达的美学品格。这些作品在赋予市井文学前所未有的雅文化品位的同时，也推动了市井文学审美逐步雅化，完成了对传统市井文学的超越。

　　关联传统文人文化审美

　　新时期作家在市井社会发现和追踪传统文人文化形态，使两种差异性极大的文化形态产生审美关联，形成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想象，这是市井文学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并在新时期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

　　传统文人文化是产生于古代社会士林阶层中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人兼具知识者与官员双重身份，生活层面上与物质生存无关的琴棋书画、诗文辞赋、玉石瓷器、自然风物等技艺器物深得他们青睐，其恋物之意不在于物之实用价值，而在于获得超功利性的精神享受。传统文人大多感时忧国，往往信奉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对自己的德行修养和社会担当有很高的要求。而市井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决定了市井文化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实用性品格。在有些传统文学作品中，市井百姓被刻画为圆滑世故、唯利是图、薄情寡义之徒，其行为也被士林蔑称为市道。《列女传》中孟母三迁的故事、白居易的《琵琶行》《盐商妇》等作品都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商人的负面认知及文人的轻商心态。

　　新时期市井风情小说中的市井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渗透了传统文人的雅文化品位。那些市井细民已不再只关心柴米油盐和商品价格，而是在技艺精神层面保持雅好，对无用之用抱有独特的感受和关注。《烟壶》里没落的八旗贵族子弟乌世保，即使家破人亡、寓居简陋小店，依然盘腿而坐，聚精会神地绘制烟壶。《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人都不是市井俗人，靳彝甫虽是半饥半饱，可是活得有滋有味，冬养水仙夏种莲子，秋天还要搭船去兴化参加斗蟋蟀集会。《鉴赏家》中小贩叶三的艺术品位深得画家之心，竟成了画家最信赖的“鉴赏家”。这些文本中的市井百姓在人生格局和精神境界上也超越了一般只关心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街衢小民，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不计个人利益得失的人格操守和家国情怀。《烟壶》中古月轩传人聂小轩，宁可断手也绝不为日本人烧制烟壶。《神鞭》中傻二绝不依靠祖传绝技苟且偷生，表现出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民族大义。这些作品在生活细节和故事情节方面与传统市井书写也有明显不同。小说中对书画、古玩、文物、民俗等中国传统艺术和器物的展示与描绘成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情趣、知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为读者带来丰富的知识信息和艺术享受。

　　改变传统书写单一性内涵

　　传统市井文学在强化平民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市井文化结构的封闭僵化，忽略了其不断成长和自我革新的要求。新时期作家敏锐意识到这种传统思想的障蔽，转而选择既贴近市井平民生活又超越市井文化视野的题材，表达他们对市井文化的另一种开放性认识：在与其他文化形态交错发展过程中，市井文化有能力吸收其他异质性文化的精华，从而实现对自身世俗文化格局和功利性品格的扬弃，拓展其文化容量，增强自身生命力。

　　京派作家邓友梅发现了清代旗人贵族文化在历史变迁中下沉到市井社会的存在状态，由此发掘出清代贵族文化对京城市井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除了表现没落贵族在市井生活中保持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和高雅情趣，当代作家还着重发掘贵族精神如何在市井生活中绵延赓续。例如汪曾祺就曾对困居篷牖、声名不出里巷的画家文人格外关注。隐匿在市井社会中的雅文化是一股清流，它对市井文化向着高雅层次提升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其影响绝不限于在生活层面保留一些闲情逸致、风雅趣味作为装点，而是在精神层面把传统文人的独立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渗透到对市井人格的塑造之中。

　　此外，由于市井社会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市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均存在差异。在以经济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市井生活空间之中，也自然存在一部分人，他们具有超越功利性的生活态度、艺术化的生活情趣，他们之间也形成了摆脱利益羁绊的情谊和精神性联系。独特的市井生活体验使新时期作家发现了市井社会中的高贵和风雅，并书写了这种高雅文化对市井社会集体性观念的形成及市井价值理性构建的积极影响。

　　矫正媚俗化审美倾向

　　市井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在勾栏瓦肆中诞生的说唱艺术，其接受对象多为市井里巷的街衢百姓。为了获得广泛的市场基础，传统市井文学创作者难免要迎合市民阶层的某些庸俗趣味和接受习惯，由此形成市井文学通俗化、大众化甚至媚俗化、粗鄙化的审美倾向。

　　新时期市井风情小说突破了市井审美传统，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传统市井文学在商业化环境中形成的媚俗化、粗鄙化审美倾向，引导市井书写逐步走向经典化、精品化创作道路。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文化氛围使文学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商业化考量，不再被动迎合或一味迁就市场需求，而是致力于提升大众审美层次，营造出高雅的艺术世界。作家既能投入市井生活中，感同身受地表现市井百姓的喜怒哀乐和脾气秉性，同时也能抽离出来，以现代文人眼光和姿态审视他们。这种既能发现世俗生活价值，又能对市井文化作出深刻反思批判的“双重文化视野”，使市井文学在文化品位和美学价值方面都获得极大提升。

　　在艺术上，新时期作家克服了市井叙事传统中单纯追求故事猎奇性、人物塑造扁平化及语言俚俗缺少个性等弊病，使作品的故事性与审美性相协调，同时使人物性格特征的鲜明性与深度启示性相统一，并兼顾语言的通俗性与经典化。这些措施使市井文学创作在艺术审美层面获得很大提升。如汪曾祺的市井小说创作，其散文化结构、传统水墨意象及洗练纯净的语言风格，都是“苦心经营的随意”，暗含作者突破传统市井文学、进行文体革新的深意。

　　新时期市井风情小说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具有过渡时期文学的特征，也因此其对现实的介入力度有所减弱，对传统市井价值观念的冲击力度不够强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伴随着《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等一批当代写实主义市井小说的陆续登场，这种雅化的市井风情小说创作热潮逐渐消退。不过，它所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并且成为其后市井叙事的坚实根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市井文学审美嬗变研究（1978—2018）”（19BWZ1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