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文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文艺，是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最初奠基。在近七年的艰苦革命斗争中，苏区红色戏剧家们先后创作了近三百种戏剧作品。对中央苏区文艺中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红色戏剧进行探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党领导文艺的初心，更有助于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
从稚嫩到成熟的蓬勃发展
最早的红色戏剧演出可追溯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行军途中，军事参谋团的几位女兵利用战斗间隙排演了一部小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在各级部队设立宣传队，宣传由开始的呼口号、口头宣传、写标语渐渐发展到化妆宣传、活报剧，譬如《豪绅末路》《打土豪》等即是当时在井冈山比较流行的活报剧。随着演出实践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剧本，如《活捉肖家壁》《打狐狸精》《打倒尹道一》等，红军战士根据七溪岭大捷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自发创作了《二羊大败七溪岭》和《毛委员的空山计》。这些作品标志着红色戏剧的诞生。
古田会议后，红色戏剧蓬勃发展起来。这首先表现在：红色戏剧队伍不断壮大。之前红色戏剧的从事者主要是红军将领和有文艺才能的士兵，缺乏专业戏剧人才。从1930年开始，戏剧专业人才辈出，主要代表有李伯钊、沙可夫、胡底、钱壮飞、危拱之、石联星等。他们与红军中原来的戏剧爱好者何长工、罗瑞卿、赵品三等，一起组成了苏区红色戏剧的骨干力量。在他们的推动下，苏区的红色戏剧很快改变了过去的自发状态，艺术质量也不断提升。
1932年春，八一剧团成立，这是以中央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中的戏剧爱好者为核心成立的苏区第一个专业剧团，赵品三任剧团团长。在八一剧团带领下，苏区各地成立了一批业余剧团。1932年9月2日，以八一剧团为骨干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在瑞金，社长先后为张欣、倪志侠，副社长为危拱之。工农剧社总体负责领导中央苏区的戏剧创作、演出，在各地设有分社或支社。此外，中央苏区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的铁拳剧社也都是中央苏区的重要戏剧团体。
古田会议后，苏区的各种演出活动不断。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宣传队，先后编演了《土豪取债》《流氓末路》《阶级决战的胜利》等十几个剧目，红一军团的高级将领罗瑞卿、肖华还主演了《父与子》。八一剧团成立后，经常受邀到中央苏区各地如兴国、宁都、汀州等地演出，许多地方俱乐部还邀请剧团具体指导排戏。随着影响的扩大，八一剧团的李伯钊、石联星和刘月华被誉为“苏区的三大红星”。为庆祝193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工农剧社派遣蓝衫剧团前往博生、兴国、雩都等地长途旅行巡回演出，被称赞为“把普罗戏剧的红星散在各地了”。
这些演出活动丰富了苏区工农兵的业余生活，更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念。红色戏剧蓬勃发展，在宣传方面显示出巨大的鼓动作用。在苏区扩大红军的运动中，《志愿当红军》《欢送哥哥上前方》等戏一演完，现场就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报名参加红军。当然，这些演出活动也为苏区红色戏剧正规化、专业化发展提供了舞台。从中我们可看到红色戏剧由稚嫩走向成熟，由自发到组织化、专业化、正规化的过程。
极富豪迈特征的革命情怀
红色戏剧在从稚嫩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艺术特征。首先，苏区红色戏剧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是红色戏剧重要的题材来源，《庐山之雪》和《杀上庐山》取材于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敌我军事斗争态势，《松鼠》（原名《红色间谍》）则反映了红军、敌军双方真实的情报战。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更是涉及苏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斗的夏天》直接表现了苏区的查田斗争；《无论如何要胜利》歌颂了奋不顾身保护红军秘密的儿童团员；还有表现扩大红军力量的《扩大红军》《当红军光荣》《送郎当红军》，帮助红军家属春耕生产、组织春耕突击队的《春耕战线》《春耕突击队》等。苏区红色戏剧取材于现实生活，紧贴现实生活，紧密配合革命斗争，通过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达到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目的。我们今天再来阅读这些真实再现了苏区整体风貌的作品，仍能感受到当年苏区军民火热的革命豪情。
其次，苏区红色戏剧具有强烈的节庆化特征。在中央苏区，戏剧演出往往是和群众大会、节日庆典、庆功大会、慰问大会等一起举行的。演出现场也没有等级之分，瞿秋白、陈毅、陈潭秋、项英等高级领导人站在群众中，和大家一起看戏，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等红军将领还亲自登场、官兵同台表演。而对于苏区老百姓来说，红色戏剧演出就是盛大的节日。在这种氛围中，大家轻松愉悦地经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接受革命思想的濡染。至此，艺术和生活合一，艺术和革命合一。
最后，红色戏剧还具有鲜明的地方化色彩。在红色戏剧中，出现了不少方言。比如：“李：要多下肥料，铲草，杀草（江西方言，‘割草’的意思）……”（《春耕突击队》）“三嫂：鬼末妮子（江西方言，家长对自己女儿的昵称），这么晚才回来。”（《战斗的夏天》）方言的广泛使用，自然使红色戏剧呈现出比较强烈的地方化特色，这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当地老百姓和以当地老百姓为主的红军来说，极大地拉近了他们与红色戏剧的距离。他们看得懂，能理解，在寓教于乐中被熏陶、感染、同化，最终成为支持苏区发展、支持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
铸就民族文艺的辉煌成就
中央苏区的红色戏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直接领导文艺而取得的丰硕成果，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无疑是巨大的。首先，红色戏剧在丰富苏区人民业余生活的同时，有效地传播了红色意志、红色精神，在苏区乃至全中国播下了红色种子，种下了红色基因。从工农兵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到工农兵群众的思想面貌和精神境界，从对苏区新社会、新生活的讴歌到对苏区旧思想、旧传统的揭露批判，乃至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从风俗人情到社会环境的多角度、多侧面的展现，这些红色戏剧作品几乎涵盖了苏区当时可以表现的所有主题。一方面，红色戏剧极大地满足了苏区广大群众及党政军领导对展现新时代、新内容的新文艺的渴求，丰富了他们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红色戏剧又为中央苏区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资源，铸就了苏区文艺的辉煌。这些红色戏剧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和典型的中国艺术风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随着这些作品在苏区的广泛传播并不断向敌占区外溢，红色种子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其次，苏区红色戏剧的成功实践为之后党领导文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党的领导下，苏区红色戏剧创作者一方面积极通过戏剧对大众思想进行红色启蒙；另一方面不断建构苏区戏剧艺术的审美体系，从而使大众戏剧的演出形式与世界无产阶级戏剧革命理想相联结。在苏区极其艰苦动荡的环境中，红色戏剧工作者们展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与高昂的创作热情。在他们创作的大量剧目中，戏剧与革命互为表里，戏剧成为引领大众建立革命意识的有力武器，革命在戏剧演出中不断得到呈现并潜移默化地促进普通民众抗争意识的自我觉醒。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革命曾遭遇挫折，但党领导苏区红色戏剧的成功经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在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中愈加体现出其宝贵价值，指引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戏剧乃至解放区文艺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红色戏剧文学研究”（17BZW1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