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际学术合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发达国家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建立联系更有助于帮助后者提高本国的科研能力。但是如何建立起两者间的伙伴关系，即最大限度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研能力，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

　　现有合作模式有待改变

　　非洲科学院项目主任汤姆·卡里乌基（Tom Kariuki）提到，曾有学者研究过45个发展中国家的学术产出情况及其国内的科研能力，结果显示2014—2018年间，这45个国家的学者总共发表了约9.3万篇论文。如果把这些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这一学术产出量并不算低。然而，这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国际合作成果。例如，2018年的2.1万篇论文中，约1.5万篇涉及国际合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学、农业和环境科学等领域。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学者如何建立合作关系需要谨慎权衡。

　　美国俄亥俄大学媒体艺术与研究教授戴维·莫德（David Mold）长期从事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项目，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合作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益处，但是过去两者间的合作模式，大多以发达国家科研人员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一般都是按发达国家科研人员的要求、从事收集数据样本等辅助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能力无法得到实质性提升，渐渐地这种模式不再受欢迎。

　　莫德还提到，现在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科研援助，以大学间的合作为主。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在高校或研究机构就职的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很难获得发达国家的资助。

　　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并深化研究内容

　　就如何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合作模式，英国开放大学反思科研合作项目共同召集人裘德·弗朗斯曼（Jude Fransman）对本报记者表示，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具有学术优势，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则拥有了解当地现状、精通当地语言等优势，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缺乏研究技能与他们长期专注于教学有关。此外，两者间的合作应该在以往重点关注的健康、社会、教育等领域之外寻找突破，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并深化研究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大陆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提升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的研究能力。

　　弗朗斯曼介绍说，很多国际资助机构，如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等也愿意资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国内的科研条件，帮助其培养科研人员。相较之下，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资助方法或目的已经偏离了既定轨道。如英国政府在2015年一方面为了履行把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海外发展的法律承诺，另一方面在财政紧缩背景下极力保护英国本国的科研预算，因此导致当年英国政府原定拨付的国际合作资金有90%留在本国，并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研水平。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人类学与健康教授珍妮特·西利（Janet Seeley）也提到，当前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的高校为了获得国际合作资金，盲目设立“学院、奖励政策和战略计划”，使得科研人员在不具备相关知识背景，或者缺乏与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合作经验的前提下启动项目，这非常值得警惕。当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在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人道主义局势、冲突背景和性质时，其所提供的政策性意见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更关注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合作关系所带来的贸易和软实力方面的利益，而不是真正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当前，发达国家评价学者科研成果质量的高低主要与其论文所发表期刊的级别以及征引次数有关。西利认为，评价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学者的学术成果时应该使用新的标准，因为这些成果受众面较窄，很难为学者带来重大的国际声誉，为此寻找新的评价标准迫在眉睫。例如，可以考虑该学者是否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研究体系，其所提供的政策建议是否在当地起到了积极作用等。

　　西利说，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基于实验性的研究方法（experimental approaches），这并不意味着降低对学术质量的要求。当前发展中国家也拥有很多学术机构，但相关科研人员数量缺乏是阻碍其提升科研质量的原因之一。为此发达国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提供海外培训机会，让他们学成之后回到各自国家独立完成学术研究，并最终建立一国的学科研究体系。发展中国家科研人员也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研究领域，保持乐观态度，让世界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挪威奥斯陆大学生态与进化领域专家尼尔斯·斯坦塞斯（Nils Stenseth）也提到，比起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研能力才是关键。未来国际研究资助，应该更加强调地方研究体系建设，对此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