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在丝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2020年03月23日 03: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3日第1891期 作者：王忠禄
汉代凿空的丝绸之路，极大推动了中原王朝与丝路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但魏晋以降，尤其十六国时期，因中原战乱、北方及西蜀等地割据政权的裂土分治，汉王朝通往亚非欧的交通受阻，中西文化交流因之也受到很大影响。传统观念认为，此时中外文化交流因丝路受阻而衰退甚至中止。研究五凉历史后，我们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因河西五凉诸国的努力，其交流变得更为广泛而密切。
中原文化自河西输出
魏晋以前，汉文化通过丝路传到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向往中原王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十六国时期，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因战乱而阻塞，但汉文化的输出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许多优秀的汉文化就是在此时输往西域及南亚、西亚、欧非等地的。只不过，它不再由中原而是从五凉治下的河西输出。
首先是郡县制等制度文化。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政治制度文化之一的郡县制，便是前凉时期传入西域高昌地区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在平定赵贞后，张骏便在戊己校尉驻守地设置高昌郡，建立田地县。这是第一次在西域设立郡县制，它标志着西域也建立了和中原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西凉在高昌地区亦设置了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组织，还设立了管理水渠的郡府属官平水一职。它表明西凉在西域不仅具有健全的郡县制度，而且郡县配置制度也颇为完善。北凉在高昌郡下设高昌、横截、田地、高宁等县。北凉高昌政权又将原来的高昌郡分立高昌、交河、田地、横截、南平五郡（陈仲安《麴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北凉郡县属官配置也相当完善，设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等13个属官（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北凉义和某年兵曹行罚部隤五人文书》）。
其次是种桑养蚕、织造丝绸等技术文化。其输出情况，可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严福愿赁蚕桑券》《某家失火烧损财物账》及《严奉租丝残文书》等文书看出来。此外，还有屯田。虽然屯田的西传可以追溯到西汉，前凉不过沿袭旧制，但其管理权自赵贞事件后则由西域长史总管，而不再由戊己校尉担任。西凉在西域也有屯田。北凉在西域有军屯、民屯。屯田不仅仅是单纯的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屯田将中原先进的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传到西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之间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
最后是道教、汉文、汉文书籍、儒家教育和书法等。道教是中国传统宗教，它是十六国时期传到西域的。这从《西凉建初十四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可以看出。此时，汉文在西域被广泛使用。从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十六国时期的文书看，当时这里的官府文书及民间买卖契约、陪葬衣物疏、账簿等，都用汉文书写。另外，此时西域高昌地区还有《毛诗》《论语》《孝经》《春秋》《老子》等汉文典籍。西凉还在这里设置学官，教育弟子，推行儒家文教。因汉文的使用，此时河西书法也在西域广泛流传（参见《文物》1983年第1期发表的12件《吐鲁番出土文书》）。
域外文化经丝路东渐
十六国时期的丝路文化交流，一方面是汉文化通过河西向西输出，另一方面是域外文化的东渐。据研究，当时有不少中亚和西域商人活跃于丝路之上，在西域和河西之间从事商业贸易。1974年，夏鼐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中指出，在当时已发现的1174枚伊朗萨珊王朝银币中，入土时间在十六国时期的约有150枚。它们分别出土于吐鲁番、西宁、河南陕县、河北定县等地。这说明此时西亚商人在河西和中原一带进行着广泛的商业贸易。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也将域外文化带到河西及中原。
此时西来的域外文化主要有佛教、雕塑、绘画及乐舞等。佛教方面，当时有大批印度、罽宾、龟兹等西域高僧，途经丝路来到河西，在凉土译经传教。河西也因之成为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的中心。前凉初期，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来到凉州传经，其弟子竺法乘在敦煌宣教。张天锡时期，月氏人支施仑、龟兹王世子帛延也来凉州翻译经书，进行佛事活动。后凉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随吕光来到河西，在姑臧生活达17年之久。北凉时期，西域僧人昙无汗、僧伽陀和浮陀跋摩等，也来河西译经。因他们的驻锡凉土，佛教在河西被广为弘扬。
凉州佛教颇重佛法，而坐禅观佛适宜于山居穴处，凉土因之兴起开窟造像之风。据载，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就凿于十六国晚期。1949年后，在敦煌、酒泉等地先后出土过7座北凉造像石塔。
石窟开凿之后，便有了佛像的塑造。在雕塑方面，西域对河西的影响也颇为鲜明。从敦煌莫高窟可考的属于五凉时期的第268、272、275三窟的塑像看，举凡仪态、仪容、衣着、造型，都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樊锦诗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崖的分期》）。西域绘画也深深影响着河西画风。从史书记载、发掘的墓葬和现存的石窟壁画看，五凉时期的河西绘画从内容（如莫高窟275号石窟所绘佛本生故事画）到形式（如构图简单、线条粗犷的莫高窟晚期洞窟的壁画），都深受西域画风的影响（参见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
新文化经融合而发展
河西是十六国时期丝路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也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熔炉和新文化孕育的摇篮。许多中原和域外文化来到这里后，与河西本土文化交汇融合，而后形成新的文化，如五凉佛教、河西儒学、凉州乐舞及五凉文学等。
五凉佛教也即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佛教，是佛教进入河西后，与河西本土文化及中原文化交汇而成的具有河西特色的宗教。佛教传入凉土后，不是因它的义理与玄学契合而得以传播，而是因它的因果报应之说与河西流行的阴阳方术相结合而深入民间的。佛教在这里与儒、道交融后，开始了它的儒学化进程。五凉佛教的特色有两个：一是重禅定，一是经籍传译。前者由其融合占问吉凶、求福消灾等河西民间传统文化而形成；后者更能凸显文化融合的特色。月氏人竺法护、支施仑，天竺沙门昙无谶等，都是五凉佛教经传的代表人物。经籍传译的过程，是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梵僧需习华语，中人要懂梵音，在语言交融的背后进行着更深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交融（武守志《五凉佛教史简议》）。
河西儒学是不同文化交融的又一重要成果。汉末的动乱和汉王朝的崩溃宣布了汉代儒学的不周世用。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儒学失去了它的主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全面失势，相反，因汉末学术中心的下移及学术地域化、家族化趋势的形成，儒学在某些地区仍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并得到进一步发展。讲究积极入世、追求现实功利、谋求家族振兴和重视“礼”“律”的河西儒学，便是在十六国动乱的历史条件和河西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由注重研习礼律、阴阳五行之学的河西儒士和流寓河西的中原士人相互学习、交流而创造的（武守志《五凉文学探赜》）。
凉州乐舞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是西域新声与河西正声相互融合的结果。著名的《西凉乐》是后凉至北凉时期由河西人改造龟兹声而成的乐部，隋统一中国后成为华夏新声并列入《九部乐》。《九部乐》中的其他乐部也都与河西有关（赵以武《五凉文化述论》）。1977年，在酒泉丁家闸发掘的晋墓壁画《燕居行乐图》中所绘的卧箜篌、琵琶、长笛、腰鼓等，既有中国传统乐器，又有西域乐器。此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域音乐与河西音乐的交融情况。
朴质、苍劲而富于异域色彩的五凉文学，也是中原、西域及河西本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张骏、李暠充满建功情怀的诗赋，闪耀着中原儒家思想的光芒。吕光、段业作品中所展现的异域风情，也是西域文化影响的结果。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多元文化交流视野下的五凉文学研究”（15YJA751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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