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家族的长期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良好家风的引导。家学则是指家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的学业，是在家风影响下涵育子孙精神、砥砺道德品行的具体内容。“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而家学作为父子相继的世业，其所涵养出来的良好家风，对于维持门第、教养子弟等具有重要价值，是家族的文化命脉。

　　世风转移引发家学内容变化

　　时移世易，家学内容亦常随之迁转。两汉时期，经学炽盛，朝廷设五经博士，由通经而致仕者所在不少。诸多经学大师不仅将其学问传授给弟子门生，同时也以此作为家学在家族内部赓续，用智慧和才情惠泽子孙。家族成员受此熏染，严守家法、师法，并累世传习，最终造就出如京兆韦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阙里孔氏、东武伏氏、琅琊王氏、龙亢桓氏、苍梧陈氏等经学世家，对两汉社会政治、文学文艺、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的家风名言，更是传颂后世，彰显出知识、学术对家族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汉末动荡，天下三分，魏晋之后，家族或以文胜，或以武显，或以艺称。玄学与艺术成为东晋南朝许多家族家学的主要内容。颍川庾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具建树，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

　　北朝连年征战，为保族全宗，弓马骑射蔚为风尚，而各政权亦多以名利与权位相号召，习武尚勇遂成为许多北方家族的家学内容。河东薛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尔朱氏、陇西李氏等家族能够名将辈出，皆本于此。

　　及至隋唐，天下一统，朝廷废除以门第选官之旧习，转以科举取士，诸科中以进士科最著。伴随着诗赋在进士考试内容中权重的不断增加，文学遂逐渐代替经学、武力而成为天下家族传习的重点，并随之催生了大量科举家族。

　　以文学取士推动家族文学发展

　　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文学才情是士人步入仕途的基础，亦是隋唐家族振兴门第的关键，因此对文学的热爱成为世家大族的共同追求。颜之推《颜氏家训》云：“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可见，对于家族而言，良好的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修养是避免衰宗落谱的有力保障，诗赋才能则是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对于隋唐时期的读书人而言，无论是胸怀天下，还是埋首坟典，为实现一己理想，就必须焚膏继晷，蟾宫折桂。受此影响，文学遂成为家风家学的重要内容。因此，许多家族子弟在文坛呈现出父子、祖孙、兄弟前后相继的现象。胡应麟《诗薮》对其胪列尤细，他按父子、兄弟、夫妻、祖孙、舅甥等关系梳理出以文学知名者四百余家。其中，父子者有张碧、张瀛，顾况、顾非熊，章孝标、章碣，温庭筠、温宪；祖孙者如杜审言、杜甫，钱起、钱珝；兄弟者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远，姚系、姚伦等，皆“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足见唐代文学创作、传习具有深厚的家族基础。

　　文学创作的家族化倾向催生并带动了家族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在唐代，许多优秀作家皆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如来自河东、享誉高宗武后文坛的王勃，其祖父即为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叔祖则为初唐著名诗人王绩，祖孙三代，皆有文名于世。又如杜甫称“诗是吾家事”，其祖父杜审言名列武后朝“文章四友”，推动律诗成熟居功厥伟；其父杜闲，虽历宦地方，但仍能以诗文相继；传至杜甫，以文学自励、励人，成就卓绝，享誉千古；其子杜宗文、杜宗武亦有诗篇踵武其后。杜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前后四代，绵延百年，颇为壮观。又如韦应物出自“去天尺五”的京兆韦氏逍遥公房，“逍遥公有六子，俱为尚书”，其曾祖韦待价在武后时拜文昌右相，家族门庭煊赫；其父、叔皆有名于画坛，颇富艺术才华，这对其日后敏感细微之艺术观察力的培养当具助益。

　　家族子弟的文学才能，离不开家族文学氛围的熏染和家族内部成员的砥砺。《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窦氏联珠集》《廖氏家藏集》，“皆父子伯仲一门之作”（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家族内部子弟、兄弟间文学创作之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家族传统规约子弟文学趣味

　　家族潜在的文学传统对家族文学趣味、创作亦产生影响。例如，张为张荐之祖，张荐为张又新之父、张读之祖，牛僧孺乃张又新姻亲、张读之外祖。此一家族在唐代以小说创作见长。从张《朝野佥载》《游仙窟》、张荐《灵怪集》、张读《宣室志》到牛僧孺《玄怪录》，其小说多述神怪灵异事，对志怪题材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浓厚兴趣，可见张氏家族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传统，并对后续子弟小说创作产生影响。

　　以段成式为代表的段氏家族是唐代另一著名的小说创作家族。段成式以《酉阳杂俎》在文坛留名，该书以识见广博著称，其子段安节著《乐府杂录》，记载乐坛逸闻和名流掌故。段安节岳父温庭筠撰写的《乾巽子》旨在“能悦诸心，聊甘众口”。段安节之弟段公路另撰《北户录》，其博物之旨亦与小说家相类。整体来看，段氏家族的小说创作，在旨趣上以广博见长，以趣味娱人，体现出晚唐小说在宏大叙事和求怪追新之外的另一种发展面向。

　　再如颜真卿家族，其八代祖颜炳之以能书见称，曾祖颜勤礼工篆籀，祖父颜昭甫长于篆、隶、草各体，父亲颜惟贞以草、楷擅名。此外，颜氏家族还与殷氏家族六代通婚，绵延二百余年，二族俱导源于汉魏山东名族，家风融南北之长。隋唐时期，两家不但以书画享誉，且以文学、学术著称，家学、家风之影响清晰可见。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家族文学传统对家族成员创作具有深重的规约与影响，而每一位子弟又以自身创作参与建构了家族的文学传统。

　　家族文学与家风家学互涵同构

　　文学创作一方面与个人禀赋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后天磨砺与勤奋练习。因文学而获利者，大多不遗余力督促子弟问道向学，因此“劝学”自然成为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为使子弟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大家族不仅重金延请名师，而且广结文坛名宿，相互砥砺，切磋提高。有些家族甚至以文学为婚嫁标准，唐宋时期，著名的“榜下择婿”就是生动的案例。通过多重努力，文学成为许多大族子弟的必备修养，进而涵养出清贵的家风门风，更进一步对家族子弟的交往、持身、言行产生影响，并最终对家风、家学之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总之，在中古时期，家族文学与家风家学之间互相涵育，共生同构。这既是著姓大族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也与时代思潮演进和人才评价标准转移密切相关。“三百年来，科举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此虽是说科举对家族发展的巨大影响，但在以诗赋取士的文化语境下，也可视作文学创作成就之高低对于家族盛衰的制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文学创作与家风家学涵育如鸟之双翼、车之二轮，影响并推动了中古家族的发展，其不仅有功于文学变迁与普及，也使整个社会重视、支持文学文化，还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庶民化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趋势不仅加速了人才在横向地理空间中的流动，也推进了社会成员在纵向阶层间的对流，最终以文学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流动，并由社会流动促进文学思潮的新变和文学作品的流播、普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互涵关系研究”（16XZW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省文化资源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