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缔约方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清单编制在国际层面得到了教科文组织的高度重视。非遗清单编制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非遗项目的确认，即将符合一定标准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列入非遗清单。在发布的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清单编制》的宣传资料中，教科文组织对非遗清单编制各主要方面的操作原则和一般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将埃塞俄比亚、保加利亚、委内瑞拉、巴西和菲律宾5国的非遗清单编制实践作为范例进行了推介。

　　通过外界帮助培养本土团队

　　埃塞俄比亚邻近东非印度洋沿岸，历史上是多个民族和多种文化长期交融的地区，因而有着高度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埃塞俄比亚音乐有着多个源头，不仅受到多种宗教音乐传统的影响，也受到一些非洲复调声乐和器乐表现形式的影响。埃塞俄比亚的乐器也有着显著的多样性。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公约》倡导的保护非遗的理念，教科文组织通过对国家机构的赋权（empowerment）来帮助《公约》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增强实施《公约》的能力，使其能够独立开展非遗清单编制和其他保护工作。在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进行的“埃塞俄比亚——传统音乐、舞蹈和乐器”清单编制计划，得到了法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和挪威政府的资助，目的在于对埃塞俄比亚的音乐和舞蹈传统进行确认、清单编制、保护和宣传。计划的参与方包括来自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国的专家团队和埃塞俄比亚的各级有关机构。

　　上述计划主要有三方面的目标：一是通过田野调查和研究对埃塞俄比亚国内传统音乐和舞蹈的表现形式进行采录和建档。二是依照《公约》精神编制一份国家级非遗清单。三是在埃塞俄比亚学生中培养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专家，从而为该国音乐和舞蹈传统的确认、清单编制、记录和建档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田野调查阶段，专家们除了指导田野调查研究，往往还要与省区一级的文化机构建立联系，以便为将来的保护活动做准备。为进行系统化的信息采录，调查使用了标准化的表格，这些表格也成为埃塞俄比亚编制其国家非遗清单的参照。国际专家团队不仅带领埃塞俄比亚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还为当地很多研究中心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培训，发放了一些器材。田野调查的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用标准化表格登记的信息的复印件都上交到埃塞俄比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司、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

　　在音视频建档方面，教科文组织不仅向团队成员提供了扩音器、话筒、磁带、CD机和笔记本电脑以及建档所需的数字设备等各类设备，还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举办了音视频建档培训活动。培训由奥地利学者迪艾特里西·舒勒（Dietrich Schüller）授课，参加者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所、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会和国内省区级文化管理部门的代表。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音频遗产的保存、信号提取技术、音频资料数字化、设备和存储系统的维护以及伦理问题等。

　　在培养当地民族音乐学家方面，法国研究埃塞俄比亚音乐的学者雨果·费朗（Hugo Ferran）以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学生为对象，开设了民族音乐学和埃塞俄比亚传统音乐方面的课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柯夫曼·谢立美（Kay Kaufman Shelemay）也应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为有关计划准备了两套供研究生使用的民族音乐学教程。

　　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还推出了“亚的斯亚贝巴音乐景观”（Musical Landscape of Addis Ababa）这一试点项目，以便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采录和建档的田野经验。学生们先学习如何使用录音录像设备，然后进入田野去确认和记录亚的斯亚贝巴的音乐和舞蹈表现形式并为之建档。与此同时，一些经过民族音乐学培训的埃塞俄比亚当地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在不同的音乐领域进行采录。

　　除了以上工作，教科文组织还通过一系列出版活动来宣传埃塞俄比亚音乐和舞蹈传统。除了发表大量的相关论文，团队还将田野调查的成果以CD和两部电影的形式发行。此外，工作团队中的负责人员还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法国联盟”（Alliance éthio-fran?觭aise）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定期介绍项目的进展和各自的工作情况。

　　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观察，埃塞俄比亚国内的计划参与者们都通过教科文组织非遗清单编制的培训获得了相应的技能，并且有能力编制其他类型非遗的清单。埃塞俄比亚国内公立机构也提高了对非遗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有关计划为埃塞俄比亚未来长期的非遗保护工作输送了新鲜血液。而该计划的实施还使得社区对于自身非遗的所有权得到承认。埃塞俄比亚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承社区和群体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三方面传递非遗保护理念

　　在《公约》的框架下，埃塞俄比亚传统音乐、舞蹈和乐器的清单编制实践得到了外界的技术帮助和经费支持，通过以下三方面的措施和机制较好地实现了《公约》的非遗保护理念。

　　首先是非遗清单编制的资助机制。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推广非遗保护的活动资金有三个来源。第一部分来自教科文组织的常规预算，但该部分的资金比较有限。第二部分来自教科文组织从外部筹集的资金，用于资助与教科文组织的规划和目标精神相一致的计划和项目。部分此类计划和项目得到了一些国家信托基金的资助。第三部分来自教科文组织的参与计划，旨在帮助教科文组织的各个国家委员会发起与教科文组织的优先目标和宗旨相一致的活动。

　　其次是将非遗相关学校正规教育和非遗清单编制技能培训结合起来。音乐和舞蹈类非遗在调查和采录时需要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专业背景。除了一般性的清单编制方法，工作人员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当地音乐和舞蹈传统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青年学生由于接受力比较强，往往具备获得非遗实践者、研究者和保护措施执行者等多重身份的潜力。在通过学校来传承手工艺、传统音乐、戏剧、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建立以非遗传承为主要教学任务的学校以外，还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掌握非遗保护技能（特别是《公约》所提到的九个方面的保护措施中的对非遗的确认、建档和研究等），以便他们以后能够与社区密切结合，增强非遗保护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主动参与非遗调查、信息更新和其他保护活动。

　　最后是专家学者主导的非遗清单编制具有“赋权”意识。在田野调查中，该计划不仅保证了社区参与，还通过理论讲授和实地操作的方式培养了青年学生和非遗保护有关单位工作人员的技能，使其有能力在今后独立开展非遗清单编制工作。这就为增强埃塞俄比亚履行《公约》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有关计划中，社区成员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被动参与者，也以研究人员的身份被纳入工作团队并因此获得非遗普查和建档的技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区在非遗名录体制中发挥作用，也对社区积极参与其他非遗保护措施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无论是已列入非遗名录的项目保护和存续状况的跟踪调查，还是新一轮的非遗名录项目的调查和申报，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发言权都有必要得到扩大，使社区通过“赋权”最终发挥其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区参与’视角下的国外‘非遗’清单编制研究”（19YJCZH1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