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符号学之间具有广阔的理论对话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在文艺领域，比较诗学与符号学的理论话语具有互补和互释空间。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人文学科“中国学派”日渐兴盛，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有望迈向更具本土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比较符号学”，与比较文学形成有效的理论互动。

　　促进跨学科研究推动文学互释沟通

　　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以跨文明的理论视野为基础，对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从中发现和总结人类文学的共通规律。符号学则将文学艺术视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符号表意体系，在文艺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如罗曼·雅各布森就认为诗学是“泛符号学”（pansemiotics）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符号学理论阐释文学文本及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从研究理路来看，这类似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阐发法”。如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运用西方符号学原理来阐述诗歌、小说等文学文本的著作，其基本研究框架也可被视为“阐发法”。“阐发法”可分为“以西阐中”的单向阐发与“以中化西”的双向阐发。新时期以来，中国符号学研究由于深受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其理论构建更偏向于“以西阐中”，即运用西方文论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估中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这一阐释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从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自我，但也容易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强制阐释”。

　　从比较诗学角度来看，“以中化西”的双向阐发更强调跨文明视野下不同文学话语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而不是以西方强势话语来统摄其他弱势文学话语。因此，尽管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引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阐释空间，但仍有必要借鉴比较诗学中的“双向阐发”视角，加强西方符号学与中国本土符号学资源的理论互动，使其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才能将符号学发展为一种跨越异质文明的诗学理论，从而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释与沟通。

　　比较文学强调以世界性眼光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进行跨越式研究。跨越性可谓是比较文学这门综合性学科的本质特征之一。而符号学是研究一切符号表意规律的学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方法论，符号学横跨不同学科、专业及知识门类，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以文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学科和知识门类，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学科”概念主要是指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专门之学”，强调不同知识门类之“分”。在这种学科分类标准之下，符号学属于一门专业学科还是跨学科的方法论就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一问题曾在中外学界引发讨论。如果跳出西方现代学科观念，从本体论角度而言，符号学可被视为意义学，它强调对各个专业学科的跨越与融通，这其实更接近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注重的是不同知识门类之“合”。

　　由此来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与符号学超越具体学科的特质在本质上是兼容的。二者都试图探究不同学科和知识门类之间的言说和表意中的“分合”规律。从学术实践来看，近40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叶舒宪尝试结合符号学理论阐释中西方文化中的神话思维模式，奠定了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范式。胡妙胜则将中外戏剧艺术理论与西方符号学原理相结合，力图建构一套能够展现中华戏剧特色的戏剧符号学体系。而在哲学领域，不少学者也尝试运用符号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符号问题。如祝东在《先秦符号思想研究》一书中不仅涉及易学与诸子百家中的符号思想，还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等符号表意观念对于古典诗词的影响。此类研究具有鲜明的“跨界”色彩，不仅属于文学符号学的研究范畴，也符合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题中之义。

　　不过，国内符号学研究分属于不同学科专业，与比较文学界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仍未全面展开。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将符号学作为一种超越了具体学科的理论方法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界也应进一步扩充和重构跨学科研究领域，加强比较文学研究与符号学研究之间的跨界对话和深度融合。

　　结合变异学视角建构比较符号学理论

　　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变异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分支。在跨文明语境下，不同国家的文学在域外传播和接受中难免会产生一系列变异现象。变异学即以此为研究对象，并认为一国文学在域外传播和接受中的变异并不单纯是误读或异化，也可成为不同文化创新和交融的基础。在新时代背景下，变异学研究领域与符号学存在着广阔的理论对话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跨国文学形象变异。该领域注重探讨他者视域下的异国形象。如胡易容指出，比较文学形象学关注的主要是由单一语言媒介所呈现的“异国形象”，并未涵盖大众传媒时代由多媒介构建的多模态形象，而符号学视野下的形象学则是一种囊括了现代各类媒介景观的“广义形象学”。因此，若能将形象学与符号学有机结合，则有助于揭示新媒体时代下“跨国形象”背后更为隐蔽而复杂的符号霸权。

　　其次是跨语际变异。该领域涉及语言层面的变异，属于译介学的研究范畴。译介学与符号学天然具有亲缘关系，因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而译介学则聚焦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问题。欧洲符号学奠基人之一索绪尔的符号系统观和符号二分法就曾对翻译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译介学中不少重要概念都可被纳入符号学的研究视野。

　　再次是文学文本变异。该领域关注跨文明交流中文学文本在异国的接受状况，涉及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等研究范畴。近年来，“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接受以及变异”系列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热点。在异质文化背景之下，原作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有时甚至连传播媒介都发生彻底变化。如四大名著在域外纷纷被改编成电影、漫画、游戏等文本，这显然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在以语言文字媒介为主导的时代所不曾遇到的。要探讨此类变异现象，就有必要借助符号传播学理论。因为从符号传播视角来看，我们既要善于推广中国本土文学在域外的符号力量，又要避免被西方符号资本所利用。

　　最后是跨文化及跨文明变异。该领域聚焦于跨文化及跨文明背景下的理论话语的变异。新时期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实际上经历了从以西方符号学为主导逐渐迈向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的演进过程。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研究著述呈几何级增长。但遗憾的是，主导性的理论框架依然沿袭索绪尔、皮尔斯等欧美符号学派和苏联塔图符号学派的话语体系，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理论。中国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不能对西方符号学“亦步亦趋”，而要注重挖掘中国本土的符号传统，尝试从思维观念和言说方式上打破中西符号学学术话语之间的人为隔阂。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拥有丰富的符号学资源，如易经的符号体系、儒家的“正名说”、墨家的“名实论”、名家的“指物论”等。为了超越已有的西方符号学话语模式，不少学者也开始尝试构建中国符号学理论体系。如李幼蒸将语言学类、叙事学类、诗歌类、文体类、艺术门类、语史类综合语义研究都纳入“中国文学符号学”研究。王铭玉则将中国符号学学术资源分为易学符号学、名学符号学、训诂学符号学、汉字符号学、《文心雕龙》符号学、佛教哲学符号学、术数符号学、典故符号学、古典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韵符号学、人类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13类。这种从被动的模仿西方到主动的“拿来主义”的转化过程，正是符号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中所发生的理论变异。

　　由以上四点来看，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的确具有不少可“通约”和“跨界”之处，值得认真探究。不过，与正在发展中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面临的问题类似，中国符号学研究若要建构属于本土的原创性理论体系，就应积极探寻中外异质文化之间“在冲突中融合，在变异中创新”的理论生成机制。所以，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应借鉴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眼光，构建兼具理性话语和人文传统，兼容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和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既有本土特色又具包容开放特征的比较符号学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