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体制灵活，且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学及史学价值。明代是继宋、元之后题跋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也是文体批评极其活跃的历史时段。关注明代的题跋文体观念，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史的梳理相对照来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题跋的文体特征，还原题跋文体发展的客观历史面貌。同时，对于呈现题跋文体研究的有效方式，明代题跋文体研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体制规范及体用范畴广泛多样

　　题跋是中国古代较晚形成的文体，在体制规范及体用范畴方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一方面取决于题跋评述对象的多样化，即其载体涵盖金石书画、诗文篇集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也与题跋写作者身份的多重性密切相关，即馆阁大臣、隐逸文人或布衣作家，均可借题跋来谈学问、论古今、述情志。而就这两方面来讲，在文体形态上常与题跋混为一谈的序体文则无法完全与之对应。

　　对于题跋文体，目前学界已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是以文体研究为核心的成果，包含题跋的文体源流、形态特征、类别划分、文体范畴、文体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其次是对题跋的文学史梳理，往往综合题跋文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相关历史背景等。再次是以研究题跋所阐述的学术性内容及文献价值为核心的成果，包括书画题跋的理论表达和美学诉求、小说及戏剧题跋的评点状况及理论价值、书目题跋的文献及历史价值等。

　　从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来看，宋、元、明是题跋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题跋的作品数量与艺术成就均蔚为大观。而宋代题跋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集中于文学史研究领域。对宋代以后的题跋研究，则主要分布于小品文研究及元、明两代文人的个案研究之中。从文学史角度梳理明代题跋的创作特色、文体形态特征、文体功用的相关研究比较少见，对于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

　　元末明初易代文人，及明代复古派、唐宋派乃至中晚明性灵派文人，均有数量可观的题跋作品。这些持不同文道观念的文人在题跋创作过程中往往能够任性发挥，而持不同散文文体观念的文人也均能通过题跋的创作进行议论抒情，以表达自我的见解。同时，辨体风潮极盛的明代也是题跋文体选评、认知的重要时段。大量的明人总集将题跋与序视为两体分开选辑，并对题跋文体进行了细致的二级分类。因此，关注明代的题跋创作及其理论表达，是题跋研究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

　　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差异

　　明代既是辨体意识极强的时代，又是追求个性张扬的时代，因而这一时期的题跋文创作和题跋文体观念相对于宋代就更为复杂，由此也可看出明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新特征。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研究，是明代文学思想与明代文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交叉领域。

　　从题跋文体的创作业绩来看，明代题跋创作之繁盛期主要集中于明初、嘉靖与万历三个历史阶段。宋濂、徐渭、王世贞、袁宏道等文人均创作了大量题跋作品。宋濂作为元末明初作家，具有在朝官员与民间文人的综合身份，能够集中代表此时的题跋文体观念。徐渭与王世贞不仅是嘉靖时期不同文学派别的作家（王世贞为后七子复古派领袖，而徐渭则是受唐宋派影响较大的性灵派早期作家），而且其文人身份一为在朝官员、一为民间文人。他们二人在嘉靖文坛应当具备足够的代表性。至于袁宏道，则是万历时期小品文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研究他的题跋创作，对于认识该时期的文体观念与文体特征，其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明代的题跋创作中，理论的表述及自觉的主张与作者的创作实践及思想观念往往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宋濂曾在文章中为自己规定了题跋撰写的原则和写法，即求教化之用与补历史之缺，但其实际创作却不仅有对现实的批判，还有对情感的真实抒发和个人情趣的表达。由此可知，题跋创作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一般要比理论表述丰富复杂得多，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探讨出真实的内涵。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在明人的观念中，题跋文体是具有基本的文类特征与功能的。回溯明以前选录题跋的总集选本，如《唐文粹》《宋文选》《崇古文诀》《文章正宗》等，对题跋文体的分类认识还未能如此细腻。清代文体学家的文体分类思想又整体呈现出归繁为简的态势。具体就题跋文体而言，总集在类目设置中多将题跋文与序体文合为一体，逐渐淡化了对题跋文体多重功用的理解。与宋、元及清代总集相比较，明代诸种通代与断代总集所辑录的唐、宋、元及本朝时期的题跋文，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历代题跋创作的发展脉络。

　　明人的题跋文体观念成熟而且完备，显示出足够的文体分类的敏感性及自觉的文体学思想特征。通览收录题跋文的明代总集可发现，其在辨体方面格外细密，对题跋文体也有全面的审鉴。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将题跋分为“题”“跋”“书”“读”并进行解释：“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书者，书其语。读者，因于读也。”又如明代题跋文体观念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也主要是通过明人对苏轼、黄庭坚题跋的编选及认识来实现的。明人编选的通代总集，绝大多数以宋人题跋为主要关注点。尤其是苏轼、黄庭坚所创作的大量以表现作者性情、观念为归旨的题跋文，在创作数量与文体形态的定型方面展示出较高的水平，启迪了明代题跋文性灵式的书写模式。在明代选家的推动下，宋代题跋文在创作领域已凸显为一种典范。

　　文体观念与理性认知相结合

　　从文体学角度入手讨论题跋文在明代的发展及对宋代题跋文的承拓，结合明代作家的具体创作及总集的选评状况来探求明代题跋文体观念，乃是研究题跋文体在明代发展状况的有效方式。对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的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理论批评的研究，大致包括序跋中的理论表述，总集的分类与编选，以及各选本中的评语及批语等；另一个层面是题跋文创作中所体现的题跋文体观念，包含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及不同作家的载体选择、创作目的、组织表达、文章体貌及行文手法等。总集的分类与编选，体现的是选家对于题跋的认识。这种认识当然会受到创作实践的成就与特点的影响，但二者却常存在差异。题跋作家也往往会有自己对于题跋文体的认识与表述，但在创作实践中又容易突破自己的理论认识而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体特征与观念内涵。因此，要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该问题，应将其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将创作实践所体现的文体观念与总集编选之理性认识相结合，这是题跋文体观念研究一个有效的考察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研究的视野与空间。明代的题跋文创作是相当活跃的，由于题跋文体产生较晚，因而其体要规定和体制限定相对都比较宽泛而松散。这使明人在题跋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自由度，也因此展现出题跋文体的各种表达功能和丰富体貌。而在总集编选中，尽管编选目的与题跋文体观念也存在许多差异，但试图对千变万化、丰富多样的题跋作品进行归类并找出其体制上的共同特征，乃是许多选家的共同目的。从积极层面讲，正是由于明代大量作家对题跋文体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验，创作出多种类型的题跋作品，才为总集编选和理论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从而熔铸了内涵丰富的题跋文体观念。没有创作实践的支撑，任何理论都会陷入枯竭与死板。从消极层面讲，尽管总集编选与批评对于认识题跋文体特征，扩大题跋文体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将对题跋文体的认识提升到自觉的理论层面，但是就明代的实际历史情况看，无论是总集编选还是题跋批评，都未能完整反映出明代题跋创作的真实情况。如宋濂丰富的题跋文创作，能够被选家所认识并被选入总集的实在有限。因此，对于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研究来说，要想探讨其真实的历史内涵，必须将创作实际中所体现出的认识思考与理论批评中的理性把握结合起来。通过认真比较来找出其异同，折中其意见，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或许能够接近明代题跋文体观念的原本面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