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时代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迁，加之科举制艺的需求，《诗经》的文学品评开始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从文学角度解读《诗经》的著作，如孙矿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批点诗经》、徐光启的《诗经六帖》等。清代牛运震（1706—1759）的《诗志》就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部。《诗志》原为牛运震手批李光地《诗所》时，“就其空白处，随手著录”，由其子牛钧编次整理，于嘉庆五年（1800）刊刻成书。

　　研味词章 品评文学

　　牛钧在《诗志例言》中提到，《诗志》的研究路径是“涵泳于章法、句法、字法之间，会其声情，识其旨归”，属于研味词章、品评文学的《诗》学著作。《诗志》中多见品评类著作常用的著述符号和批评术语。如原稿有旁注、顶批，刊本有章批、总批，对经文精粹之句密加旁圈。批语中，对诗篇词章的文学评解是其主体。书中除了对具体文例的评析，还有对“字法”“句法”“章法”的综合分析。其中，“字法”有“倒字法”“约字法”等形态，有“新”“妙”“深刻”“老健”等风格；“句法”有“倒句法”“互句法”“古句法”等形态，有“古拙”“古劲”“颠倒”“错落”等风格；“章法”则有“勾联”“照应”“贯串”“变换”等形态、风格。

　　我们可略举几例，来了解《诗志》研味词章、品评文学的精妙之处。如评《周南·汉广》首章，牛运震说道：“三十二字中，若有人举目木末，低头水涯，低徊夷犹，黯然消魂。”寥寥数字评语，便使诗意跃然，意境全现。他在评《豳风·七月》时说：“有七八十老人语，然和而不傲；有十七八女子语，然婉而不媚；有三四十壮者语，然忠而不戆。凡诗皆专一性情，此诗兼各种性情，一派古风，满篇春气，斯为诗圣大作手。”由此可见，牛运震的品评能深得文章修辞之精妙，体味诗中声情之流韵，正如陈预所言：“其说《诗》，有解颐之妙旨焉。”

　　以诗解《诗》 逆求性情

　　在中国古人看来，历代诗人的性情是相通的，所以，从宋代王质《诗总闻》、严粲《诗缉》等著作开始，“以诗解《诗》”就成为《诗经》文学品评研究中十分流行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参考后代诗人的情感和诗歌表现手法，去探析《诗经》时代的诗志和诗法，所谓“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牛运震《诗志》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成果。

　　《诗志》中“以诗解《诗》”多达50余例，其解《诗》方式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探明诗体源流，以见出《诗经》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如评《周南·汉广》：“《湘君》《洛神》，此为滥觞矣。”评《小雅·斯干》：“奇丽古驳，后世宫殿赋祖此。”在牛运震看来，后代诗歌的多种体式都能在《诗经》中找到源头。

　　第二，辨明诗意源流，以见出《诗经》为后世性情吟咏之滥觞。如评《召南·摽有梅》：“此自女子之情，诗人为之写其意耳，开后世闺怨之祖。”又说：“媚而不艳，切而不怨，古诗‘门前一树枣’及‘蹋地唤天’等语，较此粗而激矣。”在辨析诗意源流的同时，牛运震还分析对比了古今相同诗歌主题表达的优劣差异。

　　第三，以后代诗歌来推解《诗经》。如用杜甫诗歌解释《鄘风·定之方中》中的“灵雨既零”：“杜诗‘好雨知时节’，乃‘灵雨’字脚注也。”同时，《诗志》中还借后代诗歌来纠正《诗经》旧解的错误，如解释《卫风·伯兮》：“世间本无谖草，谖草树背，亦必无之事。忧思之苦，不能自脱，特假设此言以自写耳。唐人诗‘襟背思树萱’可证旧误。”

　　贺葆真评价《诗志》“不为解经常语，读者尤易感发，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诗解《诗》”就是其中重要的方法。顾颉刚对《诗志》“以诗解《诗》”的研究方法也十分赞赏，认为该书能“以《楚辞》、乐府诗、歌谣及汉以下名家诗篇与《诗经》参校，使三百篇之意义因比较而显现，不复为经师曲解所纠缠”。可见《诗志》“以诗解《诗》”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发明比兴 绎求诗志

　　赋、比、兴是《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其中以“比兴”对后代诗歌创作和阐释的影响最为深远。“比兴”既是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也是理解诗人言外微旨的重要枢纽。基于此，《诗志》十分重视对“比兴”手法及诗人寄兴之志的绎求。

　　首先，《诗志》对“比”“兴”之法的标注和解释，多有新见。如《邶风·谷风》首章，朱熹以为是比体，牛运震则曰：“风雨之和，兴夫妇之不宜有怒，此反兴也；葑菲之不遗下体，兴德音之莫违，此正兴也，俱非比体。”因为对“比”“兴”的不同标注，影响到对诗意的不同理解，显然，牛运震以“反兴”“正兴”来理解，更能传达弃妇内心委婉周折的情感。

　　其次，牛运震对兴象与诗旨关系的认识很有创见。他认为，诗人取兴，“不必有其事，诗之取兴，正如《易》之取象尔”（《诗志·鹊巢》）。他在解释《鄘风·载驰》时说：“驱马唁卫，大夫追留，此作诗者意想结撰，假设之词，说《诗》者遂以为实有其事，固矣。”在牛运震看来，若将诗中归卫跋涉、驱驰行野、登丘采虻等事都坐实，既与史实不符，也使诗意变得索然无味。如此解说能贴切地解析诗歌表达的独特艺术手法，避免解《诗》时穿凿附会。

　　再次，“比兴”往往意在言外，对于诗人之志，尤其是怨讽之意，大多写得优柔蕴蓄，迂婉曲致。《诗志》对这些言外之意，多能揣摩得细致妥帖。如论《卫风·硕人》：“此篇及《君子偕老》皆有若讽若惜之旨，命意之高相似，而此篇尤为平正浑融。”

　　综上所述，牛运震《诗志》既能涵泳《诗经》的字法、句法、章法，阐明其精妙之处；同时，又能不以辞害志，深入解析《诗》中的寄托兴发之法，绎求诗人的言外之旨。《诗志》将“以诗解《诗》”的研究方法发扬光大，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后如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陈继揆《读风臆补》等著作都是延续这一研究路径的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