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以下简称“60年代出生诗人”）是中国当代诗坛上的重要创作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枣、安琪、江一郎、雷平阳、格式、中岛、阿华、西渡、寒烟、潘洗尘等人。这批诗人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情有独钟，他们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从平凡经验中提炼诗美，表现出独特的创作精神。

　　描绘平凡人生

　　6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作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批诗人将现实生活视为写作基点，着力表现平民世界的悲欢离合，描写平凡生命中的酸甜苦辣。像黑枣的诗《我的身体是一座迷人的小镇》就将南方故乡小镇的很多日常事物写进诗中，如街道、火车站、税务局、学校、蝉、蟋蟀、绿草等。诗中有人们忙碌的身影、日常的柴米油盐，有春花烂漫的景色、夜阑人静的场景，也有工业时代的纷繁喧嚣。在诗歌创作中，黑枣努力向现实世界延伸，记录平凡生活中人们真实的感性体悟。

　　在诗歌创作中，60年代出生诗人不断寻找贴近现实的表达方式，而不像其他诗人那样更多采用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他们极力挖掘诗歌的叙事潜能，把叙事当作展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基本手段。像安琪的《情动俄罗斯并致我的母亲》和江一郞的《一辆开往县城的班车》中描述母亲的场景一样，这代诗人更倾向于集中描写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细微动作和感人情境，努力记录记忆碎片和别离愁绪，从而表达微妙深挚的情感。

　　从诗歌主题方面看，60年代出生诗人描写世俗生活、人性亲情的诗篇逐年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人到中年后的心态变化有关。“中年”作为诗人创作的重要分水岭，不仅考验诗人写作技巧的圆熟度，而且赋予诗人不同以往的观察眼光和更趋复杂的心境。岁月的流逝让60年代出生诗人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温馨与甜美，同时也体验到时间的残酷和无情。

　　近年来，60年代出生诗人创作的悼亡诗越来越多。这些悼亡诗中大多凝聚着诗人真挚、感人、浓烈的亲情感怀，如安琪的《每个诗人一生都要给父亲写一首悼诗》、雷平阳的《祭父帖》、格式的《子曰》、中岛的《父亲的骨头》等诗作，都倾注了诗人深挚的感情。其中，技巧和感情的高度融合，将诗人的创作推向更高的境界。作品中的深沉情感与悲凉意境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例如，安琪的《每个诗人一生都要给父亲写一首悼诗》写道：“爸爸，我已经回到尘世，在车厢烟火气息浓烈的现场回想陪你走过的地狱三日：/你用微闭的双眼回应我的凝视（他们都说我继承了黄氏家族永不改悔的小眼睛）/你用合不拢的双唇拒绝回答我的呼唤……”安琪在开篇就以这种呼唤的方式与阴阳相隔的父亲展开了单向的对话，情绪低沉、语气凝重。而与这种情绪相应，诗中词语反复叠加，诗句不断延长，时空扭转变幻，仿佛将读者也引入生与死的临界点，如实表现了作者无尽的哀伤之情。

　　重视感受性叙事

　　60年代出生诗人专注于在诗歌中表现现实世界，努力描绘出生活的本真状态，展现人性深度和时代风貌。他们努力寻找生存现实与诗歌写作的平衡点，力图在拉近诗歌与生活距离的同时也让诗思向生活纵深处延展。同时，这代诗人在创作中也面临一定挑战。如何保持创作激情不被现实消耗和磨损、避免语言和想象力的钝化、避开简单复现生活的陷阱，如何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提炼有意义的诗歌元素、在描绘现实生活的同时保持并提升诗歌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等，都是他们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

　　为此，许多60年代出生诗人选择以感受性叙事来表现生活，着力描绘诗人内心的波动变化，有意回避“零度叙事”，在叙事中融入抒情因子，让现实主义的书写更具温情。这种感受性叙事一方面是为了更立体地表现生活本身的多重面向，调动诗人敏锐的诗思，去体味、洞察身边细微的日常事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叙事的抒情色彩，从而可以立体呈现诗人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以感受性叙事见长的诗歌或感伤抒怀或憧憬未来或细察自然，大多温馨动人。如阿华的《梨树镇》、西渡的《鸟语林》、寒烟的《时光在谁的那一边》、江一郎的《稻草人》、潘洗尘的《留给秋天的时间太少》、黑枣的《在南方》等。这些诗歌更注重袒露诗人的主体经验，如胡弦就极重视自己的感觉体验，他常以敏感、细腻的诗思构筑起感性、纯净、透明的诗歌世界。胡弦的《窗外》以生活中的美和意象为主题，显示出诗人细致观察生活的能力。诗人以精准的语言、优美的修辞、略带感伤的唯美主义抒情，把视线所及的群山、大雁、云层化为心理波澜，生成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图景。诗作的情感落脚点是旷野深处劳作的农夫。作者将农夫弯曲的背影永远定格于作品中，给读者留下无限回味、思考的空间。

　　抒写家国情怀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60年代出生诗人的创作日益活跃，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用作品记录时代变迁，同时寄寓自己的深沉思考和道义担当。因此，自然灾害、社会热点事件等问题均进入这代诗人的视野，成为他们描写的对象。

　　例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60年代出生诗人即以诗歌记录下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带给当地人民的巨大伤痛，及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团结精神和顽强意志。潘维在《为汶川地震写下的》一诗中写道：“我知道一条必须打通的路叫人道/我知道汶川的同义词叫灾区/我甚至比专家们更早的预测到/地震的中心是幸存者/是那只女孩的小手/它从瓦砾里伸出，企图抓住一分一秒……今天，那只天使的小手/点燃了我忽明忽暗的泪眼/点亮了整个中国的美好/每个人都成了一个红十字会/捐献着爱与安慰/祈祷着平安。”诗作通过朴实的叙述，表达了诗人对灾区人民的强烈同情和关怀，也写出了整个中华大地上传递着爱心和温暖的动人场景。60年代出生诗人创作的这类诗歌继承了“诗言志”的写作传统，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民生疾苦、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书写了悲恸、哀思、坚强、感动等种种感人瞬间，使作品处处闪耀人性光辉。

　　21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也都进入60年代出生诗人的创作视野，衍生为诗人歌咏和关怀的对象，使这代诗人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中“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60年代出生诗人自觉肩负起记录新时代史诗性变化的重要责任。面对更加多元、丰富的文化形态和时代语境，诗人重新思考文学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积极探索现实生活楔入诗歌的有效途径，努力追寻个体在历史沉浮中的精神流变，全面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吉狄马加的长诗《大河》便是在新时代献给黄河母亲的一首壮阔颂歌：“哦大河，你的两岸除了生长庄稼/还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名不虚传的歌手/他们用不同的声调，唱出了这个世界/不用翻译，只要用心去聆听/就会被感动一千次一万次/你让歌手遗忘了身份，也遗忘了自己/在这个星球上，你是东方的肚脐/你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同的血/但他们都是红色的，这个颜色只属于你/你不是一个人的记忆，你如果是——/也只能是成千上万人的记忆/对！那是集体的记忆，一个民族的记忆。”诗人以高昂、苍茫的风格气势展现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种族与国家、文明与苦难的关系，构筑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与此同时，吉狄马加又以世界性眼光，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书写进而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表达了其对人类文明的深度思索，别具史诗气质。

　　60年代出生诗人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写作传统。这代诗人返归生活现场寻找触发诗情的焦点，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以期使当代诗歌真切展现当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当代诗歌的创作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研究”（14CZW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