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技术的进步，日历、钟表、手表、秒表、手机、原子钟、互联网、即时通信、卫星等，逐步普及成管理社会时间的新工具，它们的发展和更替背后是社会时间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变迁。晨钟暮鼓所代表的天人合一、各自独立的乡村慢生活，已经被机器轰鸣、随时随地互联互通、相互依赖的都市快节奏生活所替代，现代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走向自己越来越无法预见、也难以掌控的未来。这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发展的时间问题，另一个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

　　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并存

　　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我们就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的时间体制及其所塑造的时间秩序。也有学者区分物理时间（以天文物理现象为参照系）、生物时间（以生物节律为参照系）、心理时间（以心理感觉为参照系）和社会时间（以社会活动节律为参照系），好像它们是不同性质、不同本体的时间。但实际上，这个区分混淆了时间的本体定义、对时间的不同经验（时间感）和对时间的不同测量这三个问题，是一种概念漂移的表现。在这里，我们仅区分个体时间和社会时间，前者是个体的生物寿命在物理时间上的延展轨迹，后者是一个社会所储存和使用的个体时间，它的总量不是一个社会所包含的所有个体时间的简单累加，而是人口总数、年龄和性别构成、预期寿命、劳动周期、劳动参与率、组织效率、历史积累、技术、科学知识、自监测、自反身等因素的函数。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看，社会时间还可以国际贸易从其他社会获取差额，或者通过信用生成机制从未来借来一部分社会时间。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即瞬间社会时间总量。此外，一个社会还拥有“死劳动”，它是社会时间的历史沉淀，以工具、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土地、空间布局等物体为载体，以知识、技术、制度等社会品为媒介所储备的社会时间。活劳动和死劳动的总和，才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社会时间总量。

　　在个体层次上，现代社会将个体时间分化成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时间段。它们的背后是现代社会的功能和角色分化，不同的功能要求数量不等的个体时间，同时，还附加一个时间使用的先后顺序。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对个体时间形成竞争关系。这是现代人不断在各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角色丛中“挤时间”“赶时间”的社会结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和闲暇时间的比例、功利性时间和表意性时间的比例，成才时间和用才时间的比例，社会时间和私人时间对个体时间的总分割，这四个比例的升降，是社会发展在个体时间上的指标。

　　但个体时间上的这些分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没有功能和角色分化的社会中，工作和非工作、赡养和依附的角色区分并不明晰；在家庭和公社的范围内，每一个成员都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个体时间和社会时间并没有界限分明的区分。随着社会向阶层、阶级的分化，社会时间以公田、公差、徭役、捐税、公务等形式出现，直到当今以岗位和角色所架构的各种组织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形成个体时间在各种角色间的分配矛盾，才出现了工作和闲暇的严格界限。在未来的社会中，我们可能完全不用在个体上区分不同性质的时间段，所有的个体时间都是社会时间，就像我们在开源软件运动中所看到的情形，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相统一、工具性时间和表意性时间相统一、工作和闲暇相统一，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生产和消费组织方式的雏形。

　　完善社会时间转化和分配机制

　　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完善社会实践的转化和分配机制。我国古代有月令，以政令的形式将天文、气象、物候变化和农事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依时而动的农业生产节律，出现“使民以时”的治理理念，其核心是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保持自然节律、个体时间和社会时间三者之间的协同关系。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充分发展生产力仍然是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短期目标。从人的全面发展看，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时间的转化和分配机制。

　　首先是建立和完善反映社会时间总量及其分布和变化的统计量。GDP等经济指标反映的是基于社会交换的、货币化的社会时间总量，忽略了没有参与交换的社会时间，如家务劳动、义务劳动。

　　其次是改变社会时间在个体生涯中的不均匀分布。在人生的两端，我们都有大量的个体时间，却没有转化为相应的社会时间。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老年阶段的个体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化机制问题，显得尤其重要。成年之前的预备期有越来越长的趋势，这更加大了成年阶段的时间荒，个体时间被社会时间大量占用，留给成年人支配的私人时间越来越少。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段上，闲的闲死，忙的忙死。

　　最后是改变社会时间的占有方式。在混合所有制下，少数个体通过法人、资本、信用、权力等各种社会媒介，占有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社会时间的支配权。它的直接效应是有闲阶层的形成，其成员拥有大量的私人时间，需要在无聊中加以消磨、打发和炫耀；间接效应是社会发展越来越以少数人的私利为导向，越来越偏离人的全面发展的总目标。

　　探寻人类历史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

　　一个累积和使用大量个体时间的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这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大问题。经济学家常常将经济发展（以GDP为指标）作为目标，但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种选择的依据不在于伦理，而在于一种认识，即经济只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更何况，作为整体，社会也只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选择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它不是人类个体的集合。换言之，人类在社会之外，社会是人类进化的工具和载体，是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总体的符号形式的表达，是各种沟通的总和。

　　在讨论人的全面发展时，我们常常把自己的认知框架限定在个体层次的实质内容上。例如，把个人突破社会分工和职业，依据自己的天赋、特长、爱好和心情，自由从事各种劳动或职业，看作是一种“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理解存在片面性和历史性两种局限。个体层次的认知框架暗含总体同质的假定，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之时，就是无差别的个体完成之日。一个没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的人类总体，在复杂、危险、多变的宇宙环境中进化，应对灾变而存活的概率只会下降，不可能上升。只有保持多样性、保持耐性、弹性和灵活性，人类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这都要求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理解一定是片面的、历史的，无论这种理解是基于需求（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或能力（如德智体美）或价值（如自由博爱），它们都不能穷尽和反映未来人类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潜能，也不能反映个体属性的社会依赖性。例如，在一个算法为王的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包含占有虚拟空间的需求？是否应当提升自己的算力？是否应当提倡计算理性的价值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任何实质讨论必须包含一个“其他”项，否则就不能穷尽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必须包含一个“空缺”项，否则就不能穷尽未来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把全人类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具有反思和实践能力的智慧物种，人类的最根本目标是在宇宙中繁衍、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如利润）及其认知工具（如GDP）和符号表达（如货币）。通过社会这个二阶组织形式，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类以重组互动、群体、组织、社区、民族、国家等一阶组织间联系的方式，在基因进化的基础上，提升全人类适应自然、开拓宇宙的能力，推进人类共同体从地球文明向星际文明迈进。换言之，人类通过重组社会而不是重组基因来获得物种层次上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提升现实能力的同时保持未来发展的潜能，全面就是以多样性保持潜能，以专业性提升能力，以灵活性和预见性应对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