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在于它通过人的记忆留下痕迹，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集体认同。这也意味着，社会时间一定包含历史和文化的维度：文化赋予物理时间以意义，而历史则拉伸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长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时间意味着人总要“活在过去”。

　　当然，只要是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人就一定“活在过去”，与先于自己存在的父母、邻里、更大的人群以及文化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因探险或意外而流浪荒岛的人也是有“过去”的，如笛福笔下的鲁宾逊或威廉·戈尔丁《蝇王》中的孩子们。但依托于“过去”的“活法”，却因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有不同，换句话说，“过去”的变化往往昭示了社会变迁，进而影响个体的生存境遇。

　　“过去”可能是稳固的，也可能是变动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谈及，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传统”和“习俗”至关重要。“从俗”即从心，是个体对社会秩序的内心服膺，由此社会和个人“通了家”。这种社会，盛行的是“传奇”，即遥远的不知来源的动人故事。“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农民，实际上是以“过去”的眼光看待自己，尽管个人会有从出生、成长到老去的生命过程，但这个过程往往意味着对“过去”生活模式的重复，甚至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也是以祖先的传统为根据的。

　　漫长而厚重的“过去”往往也意味着精神的安稳，因为精神安稳往往与贫富无关，而在于生活是否平静，在于“心安”。因此，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常常描绘了一个上古“黄金时代”，而当下的生活则可能是“世风日下”的。如果缺少了对“过去”的尊重，不仅当下没有根基，未来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们的人生理想之一是述而不作、与古为徒，探究“古仁人之心”。

　　“过去”的根本变化始于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发展。在社会学中，这尤其体现为孔德的实证主义信条：“科学是为了预见，而预见是为了获得力量。”其中有一个指向光明未来的前景，尽管通向未来的步骤和细节不一定是明确的。

　　工业文明往往将人从稳固的集体生活模式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孤独的个体。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变革往往也指向对传统制度和习俗的批判，就像法国大革命对一系列旧制度的批判那样。这样一来，“过去”在工业文明的号角中跌落神坛，由此必然也带来了个体意义的危机。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相伴而来的，无论是传统的价值，还是内在的激情，往往都化约为抽象的形式化的尺度，如马克思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或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平等的平庸”。没有了“过去”的现代人，就成了片段化的存在。

　　由此来看“过去”的社会学意义，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记忆、共同生活，或者更根本地说，个人与社会之间、今人与古人之间的连带关系。实际上，人类学家的礼物研究和对风俗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都强调了“过去”对于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尤其是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面向，也是探究“过去”断裂后的危机及应对之道。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涂尔干要对法团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和韦伯“从历史进入社会”的重要原因。

　　当然，“过去”变化的剧烈程度，也是古典社会理论家难以预料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知识为基础的“未来学”，掀起了社会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经济预测以及军事预测的热潮。几乎同时期蜂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也往往以“颠覆传统”为口号。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不断营造人们新的时间体验，面向“未来”的憧憬和规划成为普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进一步拉近了“未来”和现在的距离，同时似乎也使“过去”的价值相形见绌。

　　和传统社会相比，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想象不再是过去的“黄金时代”，而是对“未来”的图景。追求“变化”是一种时尚，推崇“未来”成为一种价值观，“未来话语”取代“传统主义”成了新生代集体认同的标准。而谈论“过去”往往被视为“乡愁病的发作”或“夕阳下的挽歌”。

　　从技术的角度看，“未来”的兴起意味着科学知识和技术实践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生活中的新观念、新事物、新活动层出不穷，由此使我们的生活也显现出巨大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因为“未来”对“过去”的挤压，“新”往往也意味着多元破碎，使得基于稳固时间及集体记忆的“社会感”受到冲击。

　　在现象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人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现在”，因为日常生活是“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在新旧微观秩序的更替中“流动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自我和他人的感知，都依赖于“过去的世界”和“生平情境”。因此，随着“过去”被挤压，人的“现在感”便也虚幻不清了。

　　无论是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技术，还是正在兴起的元宇宙热潮，可能都有一个“去时间化”的维度。尽管虚拟场景中也有一种“时间”，确切说，是对时间的模拟，但它往往和个人的“生平情境”以及集体记忆无直接关联，也就意味着它是拒绝“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环境往往激发人的想象，带来新奇的体验，甚至使人实现对“现在”的暂时逃离。但不管怎样，它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体与社会之连带的时间维度何以可能？或者说，如果脱离了“历史人”“文化人”的维度，个体何以在不断获得新奇体验的同时，过上一种安稳而有意义的生活？

　　因为有“过去”，人才会有“有朋自远方来”的惊喜，当然也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无奈，以及“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的挂念，甚至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但这种“过去”意味着真实的记忆和个人历史，个体的人正是在“过去”的种种喜怒哀乐和人生起落的锻造中成为自足的社会存在的。对社会生活之“过去”维度的不同程度的剥离，也就是对真实而丰富的“生活本身”的剥离，往往意味着欢歌笑语的娱乐氛围之下潜藏着个体危机。因此，讨论时间的社会意义，便需要剥开表面的技术和娱乐因素，而重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精神世界。当然，“寻回过去”不意味着歌颂“传统主义”，而是追求一种面向未来的有充足“社会感”浸润的生活。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