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卫生统计年鉴》指出，2019年全球人口人均预期寿命为73.3岁，较2000年提高了6.5岁。另据《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增至77.3岁，比2000年提高了5.9岁。这些数据都表明，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从社会学视角看，我们的生命时间会被结构性地区分为不同的人生阶段（如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并且社会成员将在各阶段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完成相应的人生任务、享有特定的权利、承担特定的义务。既然我们的寿命延长了，那么照理来说人生的每个阶段就可以被“分配”到更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拥有更为宽松和富裕的生命体验。然而，不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术研究，却都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普遍会因面对繁重的人生任务而陷入时间不够用的困境。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境，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命时间结构出现了“延后的上限” 与“倒逼的下限”这两种具有张力的机制。

　　延后的生命时间结构上限

　　不同国家对青年群体有不同的定义，如我国国家统计局将“青年”定义为15—34岁的群体。绝大多数人在进入青年阶段后，最重要的任务显然是读书。《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已达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足见高中之后继续升学的比例已超过所有高中毕业生人数的一半。这表明，中国人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在教育系统中学习的时间不断拉长，毕业时间不断延后。

　　同时，由于“学生”在现代社会主要被期待为一种与工资劳动生活区隔开的、单纯吸收知识的角色，而婚姻和生育又被认为需以个体经济能力的独立为前提，毕业时间的延后也必然会让“成家立业”发生在生命历程中的时间点随之推延。加上前述的现代人预期寿命的增加，现代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中各任务的完成时间点都结构性地延后了上限。

　　不过，“延后的上限”意味着依然有“上限”的存在。工作、婚姻和生育基本上依然被期待为个体在人生中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而且，这三大任务在当代中国人的生命时间结构上限被延后的同时，也被很矛盾地设定了非常紧迫的截止时间。

　　倒逼的生命时间结构下限

　　人生任务的截止时间在“工作”和“婚育”这两方面都存在。在“工作”方面的截止时间无疑是35岁。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主张消除职场中的“35岁门槛”，让“35岁现象” 受到关注。年龄超过35岁的劳动者，会面临找工作难、晋升难等就业瓶颈问题。“35岁现象”的存在不仅会限制35岁以上群体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也逼迫青年群体加快职业选择和晋升的步调。如果青年要在职业生涯中拥有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和晋升路径，那么他们就必须尽力加速奋斗，力争在35岁之前完成这些目标，因为35岁之后难度会越来越大。这使得“35岁门槛”变成了一个对职业生涯规划形成倒逼机制的时间下限。

　　在婚育领域，同样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生命时间结构。结合社会对“剩男剩女”“大龄未婚青年”等的界定来看，30岁是我们社会所认为的青年理想婚龄。临近这个年龄节点的未婚男女，几乎难以摆脱身边无处不在的“催婚”压力。而且，这样的压力不仅困扰着未婚青年，也会让未婚青年的父母感到无比焦虑，使得“30岁”作为理想婚育的时间下限形成一种跨世代的倒逼力量。在这一倒逼力量的压迫下，各种缺乏深思熟虑或迫于压力而完成的婚姻不断出现，导致婚姻生活中容易出现夫妻争执、离婚等情况。

　　在时间结构夹缝中与时间赛跑

　　一方面，我们发现，教育年限延长影响了青年的工作、婚姻和生育等人生任务的发生时机，这些人生任务的发生时机出现延后的趋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从“35岁现象”“剩男剩女现象”中发现，现代中国社会却又同时存在一种倒逼的生命时间结构，迫使青年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之前确立职业发展路径、实现晋升、完成结婚和生育等多种人生大事。虽然我们的人均寿命延长了，国家也正在实施渐进式的延迟退休，这意味着迈入老年阶段的时间点延后了，青年和中年阶段的时间长度不断获得扩充；但对青年群体而言，“35岁现象”和理想婚龄的时间节点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而且“35岁现象”和理想婚龄中所包含的时间节点与我国界定青年（15—34岁）的年龄区间下限是基本重合的。一个青年正常大学毕业的年龄是22岁左右，研究生毕业的年龄是25岁左右。这就意味着整个青年时期有一半左右的时间都被包裹在教育系统的时间结构中，那么工作、结婚和生育这三大人生任务就堆积在剩下10年左右的时间结构区间内。这些人生任务都有待完成，但留给青年完成人生任务的准备时间却越来越短。这使得当代中国青年被迫在两种生命时间结构的夹缝中和时间赛跑。

　　廉思在考察青年劳动的现状时，谈到工作中的外卖骑手一旦接单便进入一种“倒计时”的紧张状态。若借用廉思的概念来看，身处生命时间结构夹缝中的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工作、婚育等的“截止”时间节点不断朝自己逼近，又何尝不是过着一种“倒计时”模式的生活。为了更好更快地推动人生进程，青年只能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时间高速运转起来。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当代中国青年面对人生任务时总陷入时间荒焦虑的情况。

　　积极应对时间夹缝危机

　　主张消除职场中的“35岁门槛”的建议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认为青年对时间的感知和体验不应该只有紧迫和压力。如果这种人生时间压力来自“延后的上限”与“倒逼的下限”所造成的时间结构夹缝危机，那么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减弱倒逼的时间结构给青年群体造成的影响，为青年群体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生命时间结构区间，也许是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

　　2017年颁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我国首部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国家规划，针对青年的就业、婚恋、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这表明，在当今中国，为青年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已是上升到国家发展高度的重要任务。而我们认为，为青年构建更为弹性的生命时间结构区间，是青年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若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如何建构更弹性的生命时间结构区间。一方面，我们也许可以鼓励社会成员正视婚育年龄延后的现象，以协助青年发展的态度来与青年协调婚育观念，并且鼓励社会大众响应国家生育支持措施，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提倡各用人单位设置合理的年龄限制，放宽工作中的年龄门槛，尽快破解职场中“35岁门槛”，为青年提供更充足的尝试与创新时间。青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也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为青年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亦是为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