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来是我国海上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头堡，徼外使节与番舶夷商往来不绝，中外物质与文化辐辏荟萃，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通道，并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城市形态及历史文化。明王朝定鼎，洪武皇帝以祖训的方式昭示了对外政策，把不为我患的十五个海外夷邦列为不征之国。其后的永乐朝正式重建宗藩体制。永乐元年，于浙江、福建、广东重设市舶提举司，分别对接日本、琉球以及西洋诸国贡使。鉴于朝贡使节益多，永乐三年，“各设驿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各置驿丞一员”。次年，怀远驿建置于广州西南城郊“蚬子步，建屋百二十间以居番人”，其规模之大、存续之久、接纳外国使节之多、产生影响之广均居三馆之首，是东南亚以及其后欧洲国家梯海入华的第一站。
作为“候顿番使”的官方驿站，怀远驿之名自有其来。“怀远”典出《中庸》“怀诸侯，柔远人”，为儒家倡导的天下国家治理之策，蕴含着以德怀远的政治主张。赵宋王朝秉此政治理念，以“怀远”为名先后在京师汴梁、临安设立驿馆，主要接待西南酋邦及南海诸藩国的使团。到南宋时，作为交接海上贡使第一线的广州，亦于城内临近蕃巷设有怀远驿。明初广州重设怀远驿，其名其职均承宋制。
明时怀远驿隶属市舶提举司，由市舶太监领其事，地方官吏予以协助，“内官总货提举，官吏惟簿领而已”。成化年间进一步规定，入贡正使可入城拜谒并准许北上觐见，其余人员留居驿馆，由地方官管待。据嘉靖《广东通志》以及万历前期在粤主政的蔡汝贤统计，安南、占城、西洋、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三佛齐、默德那、锡兰山、浡泥、彭亨、百花、吕宋、爪哇等国均贡道广州，由“广东布政司遵会典以管待”。由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变迁，尤其是西欧人的殖民扩张，与明政府保有朝贡关系的海上国家大多因此丧失独立性，这也影响了它们与明政府的关系。对此蔡汝贤有明确认知，直言吕宋、浡泥、彭亨、锡兰山等国受制于佛郎机，“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相比之下，暹罗成为屈指可数的与中国维系朝贡关系最持久的传统海上邦国，是为清人梁廷枏《海国四说》“粤道贡国”所列唯一亚洲国家，暹罗贡使也就成为怀远驿主要的接待对象。为此，清政府专门制定了《暹罗国入贡仪注事例》《会验暹罗国贡物仪注》。这也导致，在西方人写就的文献、绘制的广州地图中，怀远驿被冠名为“暹罗贡馆”。
怀远驿盛名在外，以至于葡萄牙人到马六甲后就得闻其名。1512—1515年，多默·皮列士撰述的《东方志》最早提及此驿馆，“那些持有许可的国王，有馆宅供他们的使臣在城内交易商品”。1517年，皮列士即以佛郎机使节的身份直抵广州，入住怀远驿。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亲至怀远驿审视”，并“令在驿中安歇”，后准许进贡至京，觐见正德皇帝。这开启了近世中葡、中欧关系的新篇章。但皮列士使华最终以失败告终，明政府宣布“绝其朝贡”，并与葡萄牙舰队在广东海面兵戎相见。正嘉之际的海上乱局削弱了广州对外交往口岸的地位，市舶司一度迁址高州电白；受到驱逐的葡萄牙人北上浙闽海面，展开走私贸易，加剧了嘉靖倭患。在新兴殖民势力的裹挟下，传统的贡舶贸易大幅萎缩，而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商舶贸易又不具合法性，这表明传统的海上对外政策难以为继，需要做出大幅调整。
嘉靖年间，广州对外体制率先转型，取得显著效果，在此一过程中怀远驿的地位更为凸显，并赋有新职责。其一，嘉靖八年，广东巡抚林富力主“广中事例”，以驻节梧州的总镇太监无法直接快速处置前来广州怀远驿的番舶番商为由，“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其二，嘉靖三十二年，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人达成协议，葡人获准留居澳门。由此澳门开埠，并成为广州的外港。其三，从嘉靖三十三年开始，葡人获准赴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贸易会。万历八年起，改为一年两度贸易会。葡商贸易的地点就在怀远驿一带，白天登岸贸易，晚间待在船上。可见，从嘉靖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广州—澳门二元贸易体制，而连接两者的通道除了珠江航道外，怀远驿是更为重要的场所。在广州交易会期间，怀远驿为商舶贸易提供了场所和法律上的空间，可视为澳门埠职能在内地延伸的承载体。此一安排虽对葡商多有限制，但这种限制并非不可变易。耶稣会士罗明坚打破了此一华夷之防的界限。1580年4月，罗明坚在广州参加交易会时，由于他会说汉语受到广东官方的礼遇，准许上岸居住。利玛窦坦言，安置罗明坚的居所为“供暹罗使团前来向天子朝贡时所专用的官邸”，即怀远驿。这些聪明过人、身怀绝技的传教士最终得以成功深入中国内地，而他们在中国内陆定居的起点就在怀远驿。罗明坚被广东官方安置于怀远驿，意味着他们被视为慕名归化的“使节”而有别于佛朗机，这将成为他们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的护身符，后世“紫禁城中的耶稣会士”实滥觞于此。
从正德朝到万历朝，怀远驿实现了职能再造和角色转化，见证了中外关系的转变。明清易代，怀远驿在战火中虽受到损坏，但其职能并未被舍弃。顺治十年，暹罗、荷兰先后来贡，怀远驿又一次回到历史舞台。此前荷兰曾试图与明廷通商未果，此次“恳求进贡”则得到积极回应。这得益于重视“互市之利”的尚可喜的居中协解，“遂咨部允行，乃仍明市舶馆地而厚给其廪饩，招纳远人焉”。荷兰使团下榻之地便是怀远驿，在此地留居期间，他们绘制了怀远驿外观景象，留下了难得的图像资料。康熙二十四年，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由内务府遣官管理，作为商舶贸易的主管机关。次年，设立洋行制度，十三行夷馆由此而成，并成为外贸交易的主要地点，其址就在怀远驿的南边，临近珠江。随着粤海关的建立和运营，怀远驿所赋有的最重要的商贸职能被剥离，其重要性也就大大降低，以致在道光间阮元纂修的《广东通志》中把它称之为“怀远废驿”，可见其萧条。
怀远驿是海上丝绸之路恢弘历史泛起的一朵浪花，见证了海上对外交流的沧海桑田，书写了绚丽的篇章。在一千余年的悠长岁月中，不曾改变的是滋润岭南大地的珠江，她串起了各个时代的音符，奔向蔚蓝的大洋，谱写出磅礴的中外交流史诗，留下了千古传唱的佳话。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