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发展至今，区域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各自为政、理论建构尚显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

　　如何理解区域史，如何界定与选择区域史中的区域，如何看待区域史与地方史、整体史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区域史研究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正确看待区域史研究范围

　　对于区域史的界定，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将区域史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甚至是一门新兴学科；有学者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都纳入区域史研究中；有学者将区域史视为区域社会史；还有学者认为，区域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但与以国家作为尺度进行的研究不同，区域史研究着眼于更小的地理或历史单元。

　　“将区域史理解为国家中一些局部地区的历史，这一观点我不赞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表示，区域的概念只是一个历史单元，或研究对象单元，不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来确定的。一个区域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国家、多个国家或一个国家中的一部分。区域的概念不是从国家出发去界定，而是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界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人可以有不同的活动，不同活动的范围也不一样，由此出发界定的区域范围也是可以变动的，甚至可以随着研究问题的不同而不同。

　　“研究区域社会，要守住疆界。某一特定的区域社会总是有疆界的，但区域研究又必须超越疆界。比如徽州学，若无大徽州，徽州学也难成局面。推而广之，每一个特定区域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关系。这个大区域其实就是小区域的集散效应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唐力行将徽州区域的集散效应圈分为三个层次：徽州是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长江、运河沿岸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是“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三个层次互相作用。如此，徽学区域研究就被纳入了徽州社会系统与环境互动的框架内，把单一、静态的研究变成了整体、动态的研究。

　　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

　　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这不仅是史学界不懈努力的结果，也与地方政府对区域文化研究的倡导和支持有关。但是，区域史可以等同于地方史吗？刘志伟表示，区域史和地方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做区域史研究，应强调如何通过对某一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精确认识，来实现对整体史的把握。

　　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仁志看来，区域史并非地方史。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样本”而存在的。它既具有同质性特征，也具有历史性特征，是空间与时间的结合，与更强调空间或地理意义的“地方”概念不尽相同。区域史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它是史学家手中的“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史学家正是通过解剖麻雀来更加深入细致地观察认识典型区域，并从中找出一般性规律，进而揭示更宏观区域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在实践中，“区域”与“地方”常常重叠，区域史研究又多以地方史研究为基础，故区域史与地方史无法截然分开。“这就需要史学研究者首先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从而采取区域史或地方史等不同的研究路径。”梁仁志说，区域史研究必须遵循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侧重于揭示历史真相与总结规律；而地方史研究应更侧重于梳理优秀传统文化及发扬地方精神。

　　展现区域史研究特色

　　提及区域史研究，人们会觉得它在更小的尺度上展开，显得更具体、更精致、更生动丰富，会比大历史叙事看得更清楚。“在已有的研究实践中，区域史研究的确能观察到许多历史细微处，但这并不是区域史研究的真正追求。”刘志伟认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单层、平面化的区域。面对不同人、不同活动、不同层次的区域，学者需要对自己研究的地理单元有一个整体把握。

　　徽学研究很好地展现了区域史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傅衣凌、章有义、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栾成显等学者的徽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剖析徽州史料来回应当时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

　　“可以说，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揭示徽州本土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中国乃至世界问题。”梁仁志表示，区域史从一开始就作为整体史的一部分而展开，扮演着整体史研究“样本”的角色。

　　梁仁志进一步表示，作为区域史的徽学，其研究视角自然要超越徽州，关注徽州与其他区域的联系。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才是徽学研究的真正归处；在各区域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才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真正归处。

　　区域史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对不同地域社会的深入研究，获取对中国整体史的新认知。唐力行认为，区域史研究要放到纵横结合的历史坐标上去展开。一方面，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另一方面，要对不同地域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将各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区域联结起来加以考察，以超越区域疆界的视角来认识区域发展的特征，进而揭示其内含的整体史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