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骗取和盗走了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与此同时，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西方学者开始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记录、测绘和拍摄等工作。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纷纷来到敦煌，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向达、夏鼐、石璋如、劳幹、阎文儒等都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记录、测绘和研究。1944年，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对敦煌石窟进行管理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开始出现。除了临摹与保护，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有计划地对敦煌石窟进行重新编号、内容调查、题记整理、图像拍摄等工作。这些调查和整理工作，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基础。

　　石窟考古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石窟考古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敦煌石窟考古理论与方法的奠定与专门机构的设立。1950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一文中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运用于敦煌石窟研究的问题。1962年宿白在莫高窟作了题为“敦煌七讲”的系列讲座，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敦煌石窟考古奠定了基础，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设立考古组。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马世长，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得到了加强。20世纪70年代后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改为考古研究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室相应升格为考古研究所。

　　（二）石窟清理发掘成果不断。1963—1966年和1979—1980年，为配合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两次对莫高窟窟前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一批殿堂遗址和一些新的窟龛，为研究莫高窟的营建与变迁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88—1995年，由彭金章领队对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发现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洞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基本弄清了北区石窟的全貌和内涵。此外，为了配合加固或维修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1998年9—10月对莫高窟下寺，1999年6—7月对莫高窟第66—78窟窟前遗址，1999年10—11月对莫高窟第96窟，2001年7—9月对莫高窟上寺与中寺，2002年7月对莫高窟第476、365窟，2004年3月对莫高窟第161窟上方崖顶土塔与第130窟崖顶的佛堂遗址，2013年7月对西千佛洞废弃洞窟和崖顶遗迹等地点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不少遗迹与遗物，为研究敦煌石窟的营建历史和宗教功能提供了新资料。

　　（三）石窟内容调查和洞窟考古报告成果令人瞩目。改革开放以后，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基础资料问世。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对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等石窟的调查和内容整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安西榆林窟》相继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西域考古图记》等也被翻译出版，奥登堡考察队的主要成果也由中俄学者合作整理为《俄藏敦煌艺术品》出版。1964年秋和1987年5—6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分别对敦煌石窟中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如西夏文、回鹘式蒙文题记进行了专门调查与整理。

　　大型敦煌石窟图录的编辑出版，既是敦煌石窟研究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敦煌莫高窟》5卷（1982—1987）、《安西榆林窟》1卷（1997）、《敦煌石窟艺术》22册（1993—1998）、《敦煌石窟全集》26卷（1999—2005）、《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4·敦煌壁画（上）》（1985）、《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5·敦煌壁画（下）》（1985）、《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7·敦煌彩塑》（1987）、《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1·敦煌》（2001）、《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1卷（1989—2006）等图书先后出版，公布了大量敦煌石窟的塑像和壁画资料。这些敦煌石窟图录的出版，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图像资料。

　　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尝试编撰详细的洞窟考古报告，通过文字记录、绘制实测图、拍摄图版照片，整理完成了莫高窟第248窟考古报告的初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由樊锦诗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该报告资料详尽而准确，得到了学界的好评。石窟考古报告作为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档案，对于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

　　（四）石窟断代与分期研究成果可信。依据造像风格可以大致判定洞窟的时代，依靠洞窟的供养人题记、敦煌文书、碑铭，结合历史文献，可以考订一些洞窟的修建年代与窟主。但是在同一时代内确定不同洞窟之间的早晚关系以及窟内造像题材及其组合的演变规律，则需要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洞窟进行分期与排年。敦煌石窟的分期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宿白的指导下，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刘玉权等学者对莫高窟的北朝、隋代、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西夏、沙州回鹘洞窟进行了分期研究，对敦煌石窟的年代序列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石窟营建史研究成果突出。向达、宿白、金维诺、贺世哲、马德、王惠民等学者曾利用敦煌文书、碑铭、供养人题记、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的历史文献，先后对莫高窟的起源、崖面的使用、洞窟的营建年代和窟主等问题进行过探讨。

　　（六）石窟内容考证成果丰硕。敦煌石窟的内容极其丰富，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目前绝大部分的造像题材都已经考证清楚。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国外学者依据西方探险家公布的敦煌石窟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及其造像题材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学者也运用图像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内容，在本生、佛传、因缘、史迹等故事画和尊像画、经变画、装饰图案、供养人像以及建筑、乐舞、雕塑、民俗、服饰、器具、山水、动物、交通、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石窟考古需要再接再厉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自信也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敦煌石窟考古在通过学术研究提高国家软实力和挖掘敦煌石窟的文化价值等方面必将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应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继续做好基础性资料整理工作。未来将持续开展以下工作：继续按规划开展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对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进行补充和修订；对敦煌石窟壁画榜题文字进行整理；整理和出版莫高窟南区崖面考古报告；加大对敦煌周边石窟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其次，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我们应进一步开阔视野，创新方法，在广度与深度上使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未来主要将持续开展以下工作：继续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工作，比对文献依据，探究造像源流，分析演变规律，探讨时代背景和宗教功能；继续敦煌石窟唐代后期至元代各个时代尤其是西夏、回鹘时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工作。

　　再次，加强田野考古工作。除了敦煌石窟范围内如莫高窟崖顶与大泉河两岸以及周边成城湾、采石场、五个墩、和尚沟、南天门、观音井、老君堂、王母宫等遗址以外，我们还将加强对古代敦煌地区的古城址、古墓葬等其他古代遗址的调查、清理发掘和研究工作。

　　最后，加强合作和对外交流。促进国内外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展开石窟考古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尤其要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考古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继续开展中亚、南亚、西亚历史文化遗址考察；继续开展与印度、阿富汗石窟考古单位的交流和合作；承担国家文化遗产援外项目，以期不仅拓宽和深化丝绸之路与敦煌石窟渊源流变的研究，而且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