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官网刊发《从地方到全球：公共基础研究的统一理论》（From local to global: A unified theory of public basic research）一文指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具有同等价值，基础研究可以产生创新所需的新知识和新方法。但是，无论从全球范围还是国家角度来看，对基础研究投资比例过低已成普遍事实。针对这一现象，记者就如何提升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如何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比例，怎样建立更加科学的学术管理框架等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基础研究受重视程度不足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汉斯·格斯巴赫（Hans Gersbach）表示，当前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虽然应用研究为具体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基础研究提供的是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基础研究带来的利益是无法预测的，譬如科学家们用了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研究相对论，才最终修正了卫星发出的时间信号，从而实现了智能手机的全球定位功能。

　　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文基·拉马克里什南（Venki Ramakrishnan）认为，基础研究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如何制定政策来支持那些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以及如何衡量哪些行业或领域最需要基础研究等问题，是现在困扰政策制定者的首要难题。这导致了近些年基础研究长期处于受重视程度不高的状态。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论证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公益性。因此，除了需要政府和公众参与以外，私营企业也应该为基础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和便利条件。

　　格斯巴赫曾做过一项关于基础研究的调查。他发现，一个国家的基础研究水平主要与该国经济融入世界的程度相关。他认为，创新型企业在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并从中获利的同时，也应该将部分利益回馈到基础研究上，以推进更深入的创新。基础研究与创新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越发达、越多样化，其创新潜力就越大，国内基础研究投资的收益也就越大。全世界各国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基础研究之中，推动全球创新发展。

　　国际合作助推基础研究发展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乌利齐·舍特尔（Ulrich Schetter）对本报记者表示，基础研究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但它的价值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因此，对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应由国家和政府提供。同时，基础研究还具有跨国知识溢出效应，只有各国政府都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才会促进基础研究的研究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提升。目前，一些国家倾向于对国内生产能力较强的领域进行相关的基础研究投资，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未来，我们应该考虑以学科区分的方式选择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先资助领域。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安东尼·伯克（Anthony Burke）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学术界、政府以及企业应该对全球公共基础研究达成统一的认识，共同推进并制定包含多个国家、多个行业的协调框架，以此来解决基础研究在全世界的发展与传播难题。就目前来看，如果实施这一举措，发达国家会投入更多的成本，但它们也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舍特尔认为，推进基础研究的发展，还要充分激发科研人员进行基础研究的热情。目前，很多学者忙于应对学术考核，而基础研究又具有研究时间长、不确定性大的特点，导致很多学者不得不放弃基础研究而转向其他领域，这对基础研究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为此，我们应该建立起差异化的学术评价机制，营造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础研究也要与时俱进，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协同合作破解难题，共享成果，打造开放的、国际性的研究平台，共同推动人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