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陈铁梅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对我学术道路的影响是时时刻刻的，每当我和我的学生在学术上遇到问题时，陈先生的谆谆教诲就会突然在耳边响起：“做事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就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句话成为我在科研中乃至生活上的座右铭。

　　回想先生逝世的那个晚上，我帮着师母方老师、陈元老师以及宝文博老师、陈建立老师一起送先生的遗体入殓。陈元老师在殓房里独自和先生道别，宝老师、陈老师陪方老师说话。我坐在旁边，先生对我的教诲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突然间觉得，虽然和先生的接触不多，但他对我治学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

　　最近，特别想为先生写点什么，先生对科技考古和第四纪年代学的贡献自不必说，我只想写写我和先生之间的几件小事。这些小事对他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每一件都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和陈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我2000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大学毕业后，我怀着对考古的强烈好奇心报考了北京大学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当时的我懵懂无知到了极点，还好研究生考试过了，学校通知我参加面试。面试也没有好好准备，只揣着对考古学的一腔热情去参加了。当时面试我的有陈先生、原思训先生和吴小红老师。陈先生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懵了：“你本科是学材料的，你来谈谈材料学和考古的关系吧。”我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地说了几分钟，陈先生就把我打断了：“你不要说了，还是我给你讲讲吧。”

　　于是，我第一次明白，原来本科学的知识到了考古学中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考古学特别是科技考古是包罗万象的。后来我也懂得了，可能陈先生觉得我还不是榆木疙瘩一块，怕我面试给刷下去，于是自问自答了一回。这种对学生的无私帮助，成为我当教师后育人理念的基础。我想，孔夫子说过的“有教无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开学以后，我选了科技考古专题的研究生课程，授课老师居然是两位：陈先生和吴老师，而听课学生只有三名：我、程玉冰和旁听的北京科技大学的梁宏刚老师。这种待遇是空前绝后的，我至今为自己曾有过这种难得的学习体验而引以为傲。

　　我们上课的教室是文史楼里最小的教室，只有三排桌子，第一排紧挨着讲桌和黑板。每次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讲台上一位先生讲，最后一排另一位先生听，我们被夹在中间一排。所以，每次课我们都特别精神、特别认真，丝毫不敢走神。这对我这个在本科期间经常在课堂上走神的人来说，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这门课的学习对我日后坚定地走上科技考古的研究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深深影响了我现在的讲课方式，即认真备课，仔细讲课。时至今日，很多研究生课程都变成了讨论课，老师不讲学生讲。当然，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对，研究生就要培养科研能力，读文献、理解文献是必须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基础的学生，比如对刚开始接触考古学时的我来说，直接去讲一个不懂的事情，那可能非但不能学习到什么，反而会有反作用。

　　还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发生在陈先生的“定量考古”课上，这一次让我有了从小学到博士生学习生涯中唯一一次重写作业的经历。陈先生留了一道通过统计分析讨论考古学问题的作业，第二次上课时，他挨个表扬了本科的几个师弟师妹和程玉冰、孙飞鹏等同学，然后话锋一转，让我站起来，严肃地说道：“你的表达能力太差了，题算对了，可问题讨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回去重写这次作业。”当时的我真是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这件事情当时让我觉得颜面扫地，但后来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吴老师也批评我，写文章全靠车轱辘话来回转，这才又想起那次重写作业的经历，才开始慢慢练习表达，逐渐训练自己把枯燥的测试数据转变成大家能听懂看懂的结论，才有了后来的博士论文以及一篇篇同行还算认可的文章。我现在培养学生写论文时，尽量耐心地帮着他们逐字逐句修订，并且时刻叮嘱他们要写考古文章而不是科技文章。回想起来，这些都是从那次重写作业后开始的。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博士论文预答辩。我陈述完毕，老师们逐个评议，总体还算可以，只是到了陈先生评议时，他很不悦地把论文摔在桌子上，然后指着一张数据表大声说：“这些数据的小数位在这论文里，就像一块黄金上沾了若干苍蝇屎。你的测试精度能达到小数点儿后这么多位么？”这话真如晴天霹雳，让刚才还在自我陶醉中的我，瞬间清醒了过来。的确，世界上哪有这种仪器，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七八位？只不过是自己图省事，机器出了数据，自己就拷贝粘贴过来而已。

　　这件小事，再次显示出陈先生作为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也让我更加明白，学术问题没有儿戏，只能是精益求精。我的博士论文按照先生的批评进行了改正，终于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来成书出版时，先生欣然作序，让我备感荣幸。毕业留校后，我一直负责化学成分和铅同位素的测试，每次给别人的数据，只要是我提供的，一定按照仪器和测试的精度对小数位数严格控制，不至于再出现先生指出的问题。自己也时时刻刻注意到这一点，写文章用数据时，尽量慎之又慎。

　　转做陶瓷研究后，和陈先生接触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听说他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并经常在外单位的同行面前表扬我。而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老科学家的肯定，自然十分欢喜。

　　2017年，八十高龄的陈先生和我联系，说他对北方白瓷起源研究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写出了一个初稿，发给我进行讨论。我甚为鼓舞，就将自己的想法和先生做交流。他虽然是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但却能虚心听我这么个末学后进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来回讨论长达半年多的时间，谁知终于要定稿时，陈先生突然打来电话，说身体不适，写不下去了，没多久就溘然长逝。这让我后悔不已，悲恸万分！回想起先生对我的种种关照，不禁痛彻心扉。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陈先生的科学精神、治学思想、高风亮节永远是后学们的指路明灯，照耀着我们继续为科技考古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