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由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总结归纳出来，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换句话说，它是在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得以丰富和不断进步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革命先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之路，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依据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而认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道路。唯物史观不仅是认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是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确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道路的重要指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唯物史观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选择、建设与发展。唯物史观指导历史总结，历史总结规定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唯物史观，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深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重大问题，重新概括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正是建立在历史、现实与理论三大总结的基础之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水平，必将引领中国社会发展步入新阶段。所有上述重大理论成果都贯穿同一主题即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思想核心即实事求是。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程，特别是如上理论成果的相继形成，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自立、自信、自强都需要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

　　自唯物史观被引入中国，它一开始就是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的，并解决了中国社会实践中一系列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同样，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更需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因为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新问题就越多，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就越大，涉及的面也越广，所以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准确把握，有效解决，以确保中国社会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远非本文所能尽述。本文仅是提出这一问题并发表一些初步想法，以期引起学界注意。问题虽大，但并不是无可作为，可以在此大问题之下，重点思考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与实践，促进了沿线国家发展设想与规划的对接，能够建立或巩固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又必然受各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的影响。欲建立紧密的经济关系，须克服因各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并减少这些差异的负面影响。当然，我们并非意在消除差异，而是在尊重各国文化传统、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共同的经济利益增长点，并将其最大化。这需要借助唯物史观，从历史中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因此，各国学者可以就“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开展国际共同问题研究，并且通过共同问题研究与互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扩大共识，构建牢固的文化基础，为形成紧密的经济关系提供保障，进而实现长期的合作与共赢，并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同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也会面临诸多新问题。如固有行政区划与隶属关系不能适应区域协同发展，既有的资源分布与经济布局难以打破并重新配置，环境治理由于条块分隔而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与难度，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而且大部分是人为原因。它们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已被制度化并形成习惯，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与问题，只能靠协同发展来解决。实现协同发展，必须运用唯物史观，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历史、现实等各方面问题作出充分的研究，形成科学的发展思路，理顺各种复杂关系，构建既充满活力又高效运转的协同发展机制，并扎实推进协同发展。唯物史观只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并指导中国社会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不断前进。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这又为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大好契机。因此，我们必须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当前，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正所谓不破不立，关键是立。只有正确树立唯物史观，让唯物史观成为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将其运用于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当中，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虚无主义才能不攻自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