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今天，敦煌只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县级市，既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相比，更不能与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都市相提并论。但是，世界上并没有伦敦学、巴黎学、北京学、广州学等。为什么敦煌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学科，而且成为世界关注、举世闻名的学科？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硕果累累 

　　敦煌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在莫高窟一个小小的洞窟（第17窟）里，藏有数万卷古代文书，以及大量的绢本绘画等艺术品。由此吸引了不少国外的探险者来到敦煌，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写经和艺术品，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洞窟的初步调查。1908年，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抄录了各种文字题记。其后，编为《敦煌石窟图录》6卷出版。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就是主要根据伯希和的图录进行图像学研究，于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敦煌文献为汉语研究注入新活力 

　　语言学界习惯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敦煌文献大多是晚唐五代这个界标前后的产物，在汉语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其中以白话为主体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疑伪经，以及发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更是近代汉语语料的渊薮。这些文献对于推究古今汉语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沿溯，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汉语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俗字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运用近代报刊深化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是因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而逐渐兴起的学问，相关信息很早就见诸近代报刊。例如，罗振玉在《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第一次引起国人对敦煌遗书及莫高窟的广泛关注。随后，与之相关的一举一动常常得到当时报刊的报道，并刊登图像与研究论述等。故而，近现代报刊是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极好的资料宝库。

　　加快海外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 

　　如何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归，是敦煌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柴剑虹认为，“第一，回首往事，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第二，立足当前，大家来积极推进文化学术交流；第三，放眼未来，坚信历史难题必将圆满解决”。敦煌文物实体回归难度较大，需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此问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中，占绝对数量的是敦煌古代写本及少量印本，后来学者称之为敦煌遗书、敦煌文献。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公开接受捐赠最多敦煌文献的，是由日本已故书法家青山杉雨家人于1997年10月将家藏的8件敦煌写卷送还，敦煌文物“回归故里”，回到文化遗产所属地。

　　敦煌石窟考古回顾与展望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骗取和盗走了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与此同时，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西方学者开始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记录、测绘和拍摄等工作。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纷纷来到敦煌，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向达、夏鼐、石璋如、劳幹、阎文儒等都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记录、测绘和研究。1944年，以常书鸿为所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对敦煌石窟进行管理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开始出现。除了临摹与保护，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有计划地对敦煌石窟进行重新编号、内容调查、题记整理、图像拍摄等工作。这些调查和整理工作，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基础。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任重道远 

　　敦煌石窟群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碱泉子石窟，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都有数量不等的西夏洞窟和壁画，是研究西夏历史、佛教、绘画、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资料。从学术史和学科归属而言，敦煌西夏石窟的研究既是敦煌学的范畴，也是西夏学领域。其涉及藏传佛教与绘画、汉藏美术的问题，因此又是藏学的重镇。敦煌西夏石窟的研究明显具有跨学科的特色。

　　敦煌佛教疑伪经亟待整理 

　　“疑伪经”是源自佛教经录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佛典中真伪难辨的“疑惑”经和假托佛说的“伪妄”经。它们是伴随佛经翻译而出现的一类典籍，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研究佛教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古代正统的佛教徒出于辨伪存真和纯正信仰的需要，主张禁绝疑伪经的流通，致使大批的疑伪经被历代大藏经所摒弃，绝大多数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