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是因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而逐渐兴起的学问，相关信息很早就见诸近代报刊。例如，罗振玉在《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第一次引起国人对敦煌遗书及莫高窟的广泛关注。随后，与之相关的一举一动常常得到当时报刊的报道，并刊登图像与研究论述等。故而，近现代报刊是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极好的资料宝库。

　　报刊可补充或纠正旧说

　　报刊因其时效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记录。因此，利用报刊补充或纠正旧说，对于敦煌学学术史来说很有意义。例如，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盗取文物，《申报》1907年5月20日第10—11版，刊发陕甘总督允升致外交部电《电请阻止洋人挖考古物（北京）》云：“据肃州柴镇禀，英人秀诺在敦煌擅挖土地，获有罐籖各物件……请照会英使转电止挖以符条约，而免别生枝节云云。刻外部已照会英使矣。”“英人秀诺”即斯坦因，从电文可知其在敦煌盗取文物已为官方重视，并加以阻止，而且通过《申报》为内地所知。该报道未提及藏经洞遗书，错过了保护的良机，但这仍是公开表达文物保护意识的极早报道。

　　又如，关于甘肃将劫余敦煌文书押送北京一事，何时抵达？尚未有较明确的说法。今据《申报》1910年8月27日第6版《京师近事》报道，“甘肃敦煌石室余剩之唐时存留书卷，前经学部电饬该省派员护送来京，闻现已送到，计卷子六千幅，尚有零纸一箱，已交学部收存”。这与曹元忠9月2日致缪荃孙信所言时间吻合。故据该报道，可明确敦煌劫余文书1910年8月27日之前已解送到学部，并已点检一遍。特别是该报道明确指出送到学部的敦煌遗书卷子6000幅，零散纸片一箱，对于进一步考辨敦煌遗书运抵北京之后再次被劫，以及押运包装形式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再如，端方旧藏北宋开宝八年（975）绘敦煌灵修寺《观音菩萨像》（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以往认为该画像在1929年8月11日《艺林旬刊》第59期上刊载。今知，该画像在1918年《中国名画》第9集上就已刊布题名《宋灵修寺观音画像此画像曩藏敦煌千佛洞，今归宝华菴》，图版质量高，画像题记及清人收藏题跋十分清晰。

　　凡此，揭示了近现代报刊作为同期史料，有助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中时、地、人物、事件等问题的补充与纠正。

　　提供文物流散新线索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渐次流散。除斯坦因、伯希和等打着考古探险名义展开的国际劫掠者之外，其在国内的流散也极为惊人。这向为学界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公私机构文物图录的系统公布，相关研究日趋深入。但关于敦煌文物流散的具体细节、相关人事过程等，仍有必要推进追根溯源与求索去向的工作。这方面，近现代报刊往往能提供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

　　1910年12月2日，《国风报》刊登了一首署款为“尊瓠”的诗，题名《九月廿八日罗瘿公招同赵横溪、陈石遗、汤觉顿、潘若海、吴北山师小集瘿庵，酒罢以燉煌石室所藏唐人写妙法莲华经为赠，赋此言谢》，随后该刊第31期刊登了一首署名“北山”的诗《予曩游海王邨，曾见唐人写经卷，惊为瓌宝，今敦煌发壁所出甚多，同人各得一卷以相夸眎。庚戌秋晚重遇若海于京师，出〈金光明经·大吉祥天女品〉卷，征题，因感而赋此》。

　　两首诗题，透露出丰富的敦煌藏经洞遗书流散信息。1910年10月31日，罗瘿公组织的宴席上，将敦煌遗书《妙法莲华经》赠予“尊瓠”；“北山”的诗题表明他及其同仁都从海王邨买过敦煌遗书。而罗瘿公所得也是同一时期，都与敦煌劫余文物运抵北京后的流散有关。

　　两诗涉及的人物，如尊瓠，即陈诗，清末民国著名诗人。北山，即吴保初，有《北山楼集》传世。若海，即潘之博，康有为得意弟子。罗瘿公，为晚清宋诗派健将，流连戏剧，提携程砚秋，对近代京剧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上述人物与敦煌学的关系，尚未被学界周知。因其与敦煌遗书运抵北京后的流散密切相关，且多有诗歌唱和；也与敦煌文物及其古物收藏伤心史作为大众信息的传播有重要关联，有待深入讨论。

　　有助于发现新课题

　　敦煌学学术史或敦煌学研究需要开拓新论题，近现代报刊可为此提供充足的资料。

　　敦煌文物的咏叹。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事件，将其作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标本，绝不为过。它作为痛史，既是古物收藏之痛，也是学术研究之痛，其中纠缠的悲愤与感伤，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诗词，这是清末民国诗词史不可忽视的内容。除陈诗（尊瓠）、吴保初（北山）之外，其他诗人也留下不少作品。如陈三立（散原）有《题熊述陶殇子津生跃马挥毫图》“燉煌石室睹残遗，气韵天成颇肖之。认是隋唐写经手，谪为马上五龄儿”（《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15期）等。若将这些咏叹敦煌文物的诗词汇聚成集，不仅可补正相关时人事地之记载，而且可以在近代诗词研究中开敦煌学之一枝。

　　敦煌影像。敦煌艺术，无论雕塑还是壁画，在1900年之后都有不少变化。近现代报刊发表的摄影作品，保留了不少敦煌影像，可供研究敦煌艺术之用。这些摄影活动，本身就是敦煌学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极有代表性的如陈万里，1925年随华尔纳到敦煌拍摄的照片在当时引起轰动。1926年《图画时报》第316期《陈万里个人摄影展览会之一斑》，即刊有两幅敦煌照片。关于敦煌的零星摄影甚多，散见于当时各报刊，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见物又见人的极好素材。

　　敦煌艺术与展览。近现代报刊刊载与敦煌相关的信息中，关于敦煌艺术的展览和讨论占据相当数量。如《申报》对1946—1947年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的系列报道；1948年常书鸿组织的敦煌艺术巡展系列报道，引起热烈关注。这些展览在敦煌学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报刊上还有相当数量关于敦煌石室艺术的讨论，如《晨报副刊》1925年6月9日刊载刘开渠《敦煌石室壁画》，王子云在1948年《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35期上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之地位》等。这类专门讨论敦煌艺术的文章，为讨论敦煌艺术史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今天，不仅相当一部分近现代报刊影印出版，而且很多已经数据化，可通过网络进行便捷的检索与阅读。这为我们系统利用近现代报刊对敦煌学学术史研究进行查漏补缺、纠正补充旧说、开拓新领域，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中期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