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芒种忙,麦上场”,进入芒种时节,全国各地农事活动繁忙起来,播种、浇水、追肥、防虫、抢收,这些延续了数千年的劳作,是祖辈留给我们的生存之道。农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大提速”时期,极大推动了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是对生活最朴实最美好的期盼。以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事,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发达的农业经济是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物质基础。悠久的农耕文化也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些烙印在时光中的田园牧歌成为永远的心灵皈依。
中国是世界上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中国的农业起源可分为两条源流:一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二是以沿黄河流域分布、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考古发现揭示,在中国可能存在着第三条独立的农业起源源流,即分布在珠江流域地区、以种植芋头等块茎类作物为特点的热带原始农业起源。
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依赖粟、黍类中国北方本土作物以外,也在不断地吸收和接纳来自其他地区的新作物品种为己所用。其中,最重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稻米和来自于西亚地区的小麦。这两种作物对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二者具体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间、为当地人们所接纳的方式和程度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属于欧亚草原区和东北阔叶林区的过渡地带,与华北、东北、大兴安岭和蒙古植物区交错分布。由于该区地处季风边缘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科尔沁沙地边缘,对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反应敏感,气候变化极易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
提及我国的农业地理格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南稻北麦。与之直接相关的,便是饮食结构方面,我们普遍认为,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人则偏好各类面食。然而,麦类作物原产于西亚,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农业地理格局,大体是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完全的确立甚至可能晚至隋唐时期,是由种植制度、作物加工工具、食物种类等多种变化共同促成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起源于我国北方的粟和黍一直是本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南稻北粟是中国本土作物的原始分布格局。
稻作的起源与发展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中的重要问题,它与文化的兴亡盛衰密切相联。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分布,长江下游由浙闽丘陵区、宁绍平原、太湖平原和江淮东部四部分构成,其生业经济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大豆是世界重要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一,因其高蛋白、高脂肪含量成为粮油和饲料来源。在植物分类学中,大豆属包括两个种,即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野生大豆为栽培大豆的近缘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均支持野生大豆经自然及人工选择逐步进化为栽培大豆。
中国成语说“马到成功”。家马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更稳定的肉、奶等蛋白性食物,还能供人使役,为运输、作战提供畜力,促进了人群的迁徙融合、技术的传播交流、文化的影响互动,对推动文明发展的全球化贡献了十足的“马力”。家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对动物考古学家而言,“马到成功”也是一部中国家马的驯化史。
牛,中国传统六畜之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言体现了其默默为人类奉献的史实和精神。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黄牛在旱作、水牛在稻作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突出;中国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游牧文化历史悠久,黄牛和牦牛在牧区及极端环境条件下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家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二者在中国又统称为羊。羊在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羊肉鲜美,羊奶和羊奶制作的乳酪等奶制品,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羊毛和羊毛制品为人类的衣着打扮、装饰等提供御寒保暖、美化生活的原材料。羊还在古代直至今天的祭祀活动、宴饮等礼仪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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