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除了依赖粟、黍类中国北方本土作物以外，也在不断地吸收和接纳来自其他地区的新作物品种为己所用。其中，最重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稻米和来自于西亚地区的小麦。这两种作物对于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二者具体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时间、为当地人们所接纳的方式和程度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稻米：重要性由强转弱

　　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无论是位于中原地区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朱寨遗址，还是海岱地区属于后李文化的月庄遗址、西河遗址等，都已经发现有稻米遗存的证据。尽管大部分遗址所发现稻米遗存的数量都较少，但至少说明，早在裴李岗时期，或是通过贸易，或是本地种植，稻米已经出现在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之后，无论是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早期，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时期，也都陆续有稻米遗存的发现。

　　仰韶中期，稻米遗存无论是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区域内，还是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绝大多数遗址中，都有少量发现，伴出的稻米基盘、稻壳植硅体和稻田常见杂草的证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本地种植的可能。据此可推测，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已经普遍出现稻米，但数量很少，也许与少数遗址中贵族利用稻米酿酒，或作为包含外来因素的珍贵食物的专门食用有关。

　　仰韶晚期，黄河中下游各地区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海岱地区几乎未发现任何稻米遗存；而中原地区的一些遗址中，稻米在生业结构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比如，关中地区的蓝田新街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稻米遗存，尽管重要程度还不及粟，但似乎也印证了稻米重要性的提升。这可能标志着当地先民对于稻米的利用开始出现了和上一阶段不一样的情况，也许不再作为仅供酿酒或少数贵族所食用。

　　到了龙山时期，在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稻米的重要程度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鲁东南的沿海地区，稻米首次作为主要农作物遗存出现，中原地区在水资源较好的遗址中，稻米几乎都成为仅次于粟的第二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在鲁西北、晋南等区域，稻米遗存非常有限。由此看来，在龙山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稻米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洛阳盆地、嵩山东麓和鲁东南临海区域，凡是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都有大量的稻米种植。可见，中华文明发展至龙山文化时期，稻米得到了普遍认可。

　　区别于龙山时期稻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行其道，二里头文化时期（岳石时期），除了极个别都邑性遗址（如二里头遗址）以外，稻米的重要性无论在中原地区，还是海岱地区的临海区域，都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商文化时期，该地区在稻米的出现上似乎有着相当一致的规律性：在规模、人口较大的都邑性遗址中（如大辛庄遗址、小双桥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稻米的重要性似乎要高于一般性的遗址，这可能与贵族与平民饮食之间的差别有关。进入两周时期，与上一阶段情况相似，无论在黄河中游还是黄河下游的绝大部分遗址中，稻米的影响都相当有限。

　　由稻米传入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来看，最早从裴李岗时期便已出现，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逐渐开始为当地人们所接纳，发现数量开始增多。这可能与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中游地区之前的庙底沟文化解体、传统生业模式受到冲击有关。在一些小规模的遗址中，人们开始较大面积地种植产量更高更适应水热条件较好环境的稻米。而到了龙山时期，稻米在豫中地区和鲁东南地区大行其道，其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经历了龙山时期普遍的气候突变、降水异常的时期，进入二里头时期后，气候转向干凉，水域面积的减少，潮湿气候的南移，都会对稻作农业的种植规模产生影响，而此时除了大型都邑性聚落以外，稻米在一般性遗址中的地位显著降低。可推测出，这一时期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和遗址密度，可能已经不需要通过种植稻米这种高产出高投入的作物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以小麦为代表的新兴外来作物的引入，以及饮食习惯传统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此后，稻米在黄河中下游的地位在商周时期也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已经相当有限了。

　　小麦：形成粟麦并重局面

　　小麦作为起源于西亚黎凡特地区的外来作物，在龙山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其中，山东赵家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经过碳十四直接测年的小麦，但数量非常少。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无论中原地区还是属于岳石文化的海岱地区，在进行过浮选的多数遗址中都发现了小麦遗存，但数目都很有限，一般不超过10粒。这种局面到二里岗时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别：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岗时期后，无论何种等级的遗址，小麦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显提升；而黄河下游地区直到商代晚期，小麦的重要性依然相当有限。

　　到了西周时期，小麦在胶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遗存中的重要性便已相当突出（重要性普遍超过黍，甚至有些遗址与粟相当），这种粟麦并重的农业结构也维持到东周时期（胶东地区暂时未发现东周时期遗存）。在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区域，尽管小麦的接纳时间略晚，但到了东周时期，小麦也最终加入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农业系统之中。

　　在小麦传入黄河中下游的过程中，尽管最早的发现地点位于今天的山东地区，使学者们对于小麦的传播路线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海岱地区，还是中原地区，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小麦的发现都很零星，直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才有了明显的转变。

　　我们推测，二里岗文化时期，嵩山地区是商王都的所在，该地区更多体现出都邑性遗址及其周边农作物种植和饮食结构的特点，有着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如小麦这种需要大量劳力和灌溉系统支撑的作物，只有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才能较大范围种植，而高产的小麦可以供给更多的战士出征，这也许已为当时的商代王族所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麦在嵩山地区商文化早期遗址中受到重视，可能也与其种植时间有别于传统农作物时间有关。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认这一时期的小麦是否为冬小麦，或至少有一部分为冬小麦，但不能排除小麦在商文化早期的嵩山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得益于其对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贡献。不过，无论如何，小麦地位提升只是表象，其动因还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人口数量和遗址规模的提升等原因造成的粮食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们通过劳力、灌溉等技术的投入，来满足这一需求。

　　由稻米和小麦这两种作物传入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情况来看，稻米的传入时间远早于小麦，但在其后的几千年中都只是很有限的发现，真正被接纳发生在仰韶晚期，并在龙山时期达到峰值，随后便只在大型都邑性遗址中有所发现，重要性大大渐弱。小麦的传入虽然也经历了零星发现阶段，但在几百年后便被当地人所接受，地位逐渐提升，影响范围也日渐扩大，以至在两周时期，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极大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的旱作农业结构。

　　稻米和小麦这两种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的外来作物，尽管在传入时间、传播方式和影响程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二者都极大影响了本地原有的生业模式，对粟、黍类旱作农业传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