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芳教授的学术新著《文本细读与中国当代小说的魅力》以文本细读作为主要批评方法，选取七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主要作品进行解读。作者有意在小说史谱系中通过大量文本实证和多元批评方法来探寻文本细读的新路径，使得小说文本阐释域既有空间广度，也有历史深度。作者并非对孤立的小说文本进行单一的解读，而是基于当代小说创作发展的历史脉络，着眼于文学史谱系中的“骨架”型小说，致力于挖掘文本中的重要内质，并结合大量与对象文本关联的其他文本，对文本进行更深入的考察。这种阐释方法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基于某种理论的观念性批评。

　　首先，该书采用“众星拱月”的逻辑框架，强化文本细读的历史感和文本生产的继承性。每一章都立足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并将其他与之相关的小说文本作为参照来进行论述。如果把每章的核心小说文本看作原点，这些相关小说文本正是该书作者有意择取的辐射点，用以构建本书的逻辑框架。其一，该书坚持用动态的眼光去观照文本，在作家创作生涯的线性梳理中突显某个文本点的价值。作者对宗璞“《红豆》情结”的发现可谓独具慧眼，书中指出，宗璞在她后来的创作中多次以《红豆》中的人物为原型，不断重现或改写主人公的爱情结局，并深入分析形成不同结局的多种原因。其二，该书还经常采撷其他作家的小说文本或小说创作理论为佐证。如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作者借鉴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中对《百合花》的评价，以及他在《试读短篇小说》中对短篇小说提出的要求来整体观照作品。谈及小通讯员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时，前溯到鲁迅的杂文《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关于人物形象“合成”问题的探讨，来论证以《百合花》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时代特征，及其对现代小说创作理念的传承。其三，作者还十分关注同一篇小说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版本间的内容差异。譬如重读阿城《棋王》的时候，作者谈及该小说最早版本的结尾中写到“棋王”王一生选择放弃下棋，而在后来的小说版本中这一结尾却不再出现，这种改变是作家为了迎合当时寻根文学的时代潮流。总之，作者在该书中非常注重小说创作面貌的历史连贯性，通过大量的对比和时间线索上的文本实证，发现某篇小说与其之前、之后文学史上诞生的小说作品之间的关联，这使得该著作里所提及的任何作品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建构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的某个关节点。

　　其次，除重视当代小说发展的历时性与继承性之外，正如导言指出，“处于同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彼此之间仍然有其自身的某种独特性”，该书尤其强调文学作品在共时创作生态中具有的独特性。重读莫言的《红高粱》时，作者指出该小说中“英雄救美”的传统情节模式还出现在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小说中：“类似的情节出现在贾平凹的《美穴地》《五奎》等小说中。”当然，她并没有为了强调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时代感而忽视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譬如作者在书中对比了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同时代男作家峻青的小说《黎明的河边》在叙事节奏上的显著不同。可以说，作者在通过力透纸背的文本细读展示文学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同时代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异性。

　　再次，该书不仅将中国当代小说文本置于本土文学发展线索中考察，而且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横截面上探究小说发展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作者在论述中涉及大量外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有意汲取世界文学宝藏，充分调动与融合中国经验细读文本，客观地展示了中国当代小说在世界文学大背景中的独特魅力。

　　最后，该书对小说进行细读的具体策略与手段亦可圈可点，主要表现在“显性的阐释”与“隐性的方法”。“显性的阐释”指的是作者坚持紧贴文本，对作品采取近乎扫描式的逐句逐段细读，通过精微的艺术鉴赏、思想剖析和历史定位，使得文本中厚重而深邃的意蕴得以充分显现。“隐性的方法”指的是在细读过程中，作者遵循其所擅长的哲学或文学理论给予的启示，在保证“细读”与“重读”创新性的同时，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原则，避免带有自身成见的阐释，或形式主义至上的过度分析。因此，该书在为我们打开小说多维空间的同时，又以文本为支点撬动了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史。

　　在《文本细读与中国当代小说的魅力》一书中，作者不仅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魅力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完善了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对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策略也进行了优化。“细读”和“重读”意味着深入与创新，作者在小说史谱系中用动态的眼光和包容的视野观照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面貌，能够衍生出新的问题意识，对透视当代小说创作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探索，为中国当代小说阐释提供了诸多有意义的借鉴与启示。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