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呈现“人口集聚”与“人口收缩”并存的非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迅速扩张、中小城市相对收缩的两极分化倾向，这与国家制定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存在差异。同时，伴随着更为快速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如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人口空间流动性普遍增强，使得城市人口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因此，充分认识到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体系优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政府部门制定人口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议，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市人口增长的协同效应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1990年以来，随着大规模人口向城市集聚，地理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国家层面上，中国城市人口分布基本符合著名的“胡焕庸线”，总体上呈现“东密西疏”格局。虽然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持续高强度集聚的趋势有所转变，但“胡焕庸线”仍然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区域层面上，人口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沿海城市，总体呈现“大规模迁移、小规模集中”格局，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城镇人口的高度集聚地。总体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分布与其周围相邻城市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明显。

　　城市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一是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中国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密度显著高于外围城市，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特征。基于“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城市因具有较强的资源行政调动能力，对人口和要素聚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且人口承载力会随着城市规模效益的提高而增加，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产生空间竞争效应。随着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增强，中心城市会通过示范、辐射和共享效应促进外围城市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使得相邻城市间互相激励、采取相似策略促进人口增长。二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对大城市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城市之间普遍存在阿隆索提出的借用规模效应，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的借用规模效应更为明显。外围中小城市可以通过“借用”大城市集聚效应和避免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性来促进自身人口增长，形成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借用规模效应。三是城市间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同群效应。在城市体系结构视角下，城市间存在共生与竞争的交互影响，政府间的行为会发生策略互动，呈现出趋同的特征。在地方政府竞争和策略互动作用下，当某城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增加人口规模时，其相邻城市会采取对应的模仿策略，使得互相学习和竞争成为城市间人口增长策略互动的来源。城市人口规模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自身经验积累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城市人口增长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和经验积累来不断更新和强化自身行为决策的实现。同时，城市人口增长过程中存在互相学习和借鉴经验的模仿行为，不仅相同规模城市会相互学习和借鉴人口增长经验，不同规模城市间也会学习和模仿其他城市行为决策以扩大人口规模，且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容易成为模仿对象。此外，城市人口规模也是城市间互相竞争的结果，城市政府会为了吸引人口进入而采取各种竞争策略，如公共服务供给和户籍制度等，以实现自身人口增长的目标。

　　城市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增长是促进城市体系合理化的基础。伴随着城市区域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的演进，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作用范围呈现区域化特征。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等途径或机制影响外围城市，尤其是随着交通运输、产业转移、要素流动不断增强，城市人口协同增长特征日趋明显，会加速重塑城市体系的人口空间布局形态。城市人口规模体系合理化是以人口自由流动和迁移为前提，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权衡作用下的结果。现有研究强调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体系优化，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城市人口流动障碍逐渐消除，而公共服务供给等其他因素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逐步增强，使得城市体系结构呈现新的特征和趋势。

　　城市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错配

　　由于受到地理特征、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红利等因素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区域层面呈现“东强西弱”和“南北分化”特征，城市层面呈现“行政等级偏向”特征。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高等级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与低等级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差距，具体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错配，即中国经济在向东部沿海地区或高等级城市集聚时，人口并没有相应程度地随之集聚，使得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城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错配特征。

　　根据1990—2020年全国层面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数据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分布从集中走向均衡，总体呈现明显的扁平化趋势，即随着时间推移，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更加均衡；城市经济规模分布却从均衡走向集中，总体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即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经济规模分布越来越不均衡，经济规模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城市。由此可见，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分布呈现空间分布错配的现象。具体来看，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城市数量持续减少，而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城市数量增加较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城市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状况。高等级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充分利用地理区位和政策红利等因素快速发展经济，吸引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对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使得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

　　从不同城市类别看，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主要集中在高等级城市，县级市所占比重较低，且仅东部地级市人口与经济分布呈现较好的空间一致性，其他等级城市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等级越高的城市也是经济越发达的城市，使得其经济集聚水平较强，而由于户籍制度的政策约束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供给差异使其人口集聚水平受到限制，由此形成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的现象；等级越低的城市恰恰也是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城市，其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弱，而随着户籍壁垒逐渐消除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渐推进，使其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由此形成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存在最终造成全国层面上城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错配。

　　构建合理的城市人口—经济体系

　　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是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征，它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本城市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外溢效应促进相邻城市经济增长。合理的城市体系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有助于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重视城市人口增长的协同效应，促进城市体系合理化。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这就需要城市间加强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人口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和外溢性，促进人口在城市间自由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充分注重不同规模城市的空间关联性，在充分利用城市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使城市人口增长互相依存、共同发展，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集聚与辐射效应，也要注重中小城市的容纳与吸收作用，形成多层次城市人口增长格局。通过促进城市人口空间集聚与协调发展，最终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合理布局的城市体系，从而高效优化要素资源分配和充分发挥集聚或扩散效益优势。

　　二是推动城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逐步走向均衡。突破点在于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破除人口与要素流动的壁垒，通过实施人口向高等级城市集聚和产业向低等级城市转移的策略，在保持高等级城市人口增长的同时促进低等级城市经济增长，实现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相匹配，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对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城市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提高其经济集聚水平，既要注重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扩大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提高自身经济集聚力，又要注重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充分发挥其带来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集聚。对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的城市而言，应该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和宏观政策干预的影响效应提高人口集聚水平。一方面，要结合地区城市产业基础和优势，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壮大第三产业，为外来人口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岗位，进而不断提升其人口集聚水平。另一方面，持续增加公共财政支出，通过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人口向城市集聚。同时，各城市在制定自身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城市间存在的空间联系，通过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流合作，发挥城市间各种要素的空间依赖性和外溢性，促进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增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市体系视角下人口增长的协同效应与空间格局优化研究”（22BRK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