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马尔科维茨受访者/供图
“对于美国人而言,‘优势应靠能力和努力获得’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可以说,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理想,即‘社会和经济奖励应基于成就而非出身’是‘美国梦’的根基。”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尔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在其新书《唯才是用陷阱:美国的“基本神话”是如何催生不平等、削弱中等收入阶层、吞噬精英阶层的》中写到。
然而,在马尔科维茨看来,“唯才是用”在如今的美国,恰恰造就了它原本反对的东西:财富和特权的集中与代际传递。向上社会流动对许多人来说近乎成为幻想,中等收入阶层更有可能跌入工作贫穷阶层(working poor)而非跃升至职业精英阶层。同时,奋力爬向社会阶梯顶端的人群也深陷“唯才是用陷阱”。为得到回报,他们以超负荷的强度工作,最大化“榨取”自己接受的优质教育。这种现象不是美国人偏离或放弃了“唯才是用”理想的结果,而是直接源于这个理想的成功。多年来,在美国知名高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使马尔科维茨得以从内部观察到“唯才是用”如何困住美国人并对其造成广泛伤害。他试图通过新书揭示“唯才是用”机制的运作模式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日前,马尔科维茨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唯才是用”被扭曲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式“唯才是用”理想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分别是谁?
马尔科维茨:从根本上来讲,“唯才是用”现在不利于任何人,它像一座镀金的牢笼一样“诱捕”精英阶层,排除其他人,尽管这个结论听起来或许很惊人。理论上讲,“人们应凭借个人成就获得奖励、实现向上流动”的理念能给予每个人公平的成功机会,但事实上它制造了一种不公平竞争——即使所有人都按规则“参赛”,也只有优势群体才能胜出。以教育为例,美国顶尖高校现在录取的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学生比来自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总数还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且过去50年里绝对流动性显著降低,其中中等收入阶层降幅最大。
与此同时,富裕家庭子女也不轻松,他们必须不停地接受各种教育培训、苦练技能甚至扭曲自己本来的追求以保持优越地位。“唯才是用”竞争现已如此激烈,以至于最享有优势的群体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成功,全社会每个人都对失败、社会经济地位下滑充满恐惧。而那些赢得教育竞赛、取得高级职位的劳动者还必须接受超长工作时间,他们富裕但并不惬意。
《中国社会科学报》:“唯才是用”在美国是否发挥过突出的积极作用?为何如今成为“陷阱”?
马尔科维茨:“唯才是用”是美国人打破封闭的世袭性精英身份的自觉努力的一部分。过去,很多教育和工作机会是“代际传递”的。二战后,美国的名校、名企开始向一切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敞开大门。这些改革迅速改变了精英阶层的构成,顶尖学府的学生更聪明、更勤奋、背景更多样。新的精英正是依靠过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了收入和地位。随着“唯才是用”模式确立下来,高质量教育日趋集中于精英家庭。此外,由于创新越来越多地源自新精英掌握的技能,因而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讲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精英教育培养的技能升值,普通技能贬值,曾以中等收入工作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分化成针对新精英的少数高薪工作和针对其他劳动者的大量前景黯淡的工作。最终,教育和工作两方面的趋势形成反馈回路,“唯才是用型不平等”的雪球越滚越大。
公共资源向富裕阶层倾斜
《中国社会科学报》:“唯才是用陷阱”与美国社会当前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加剧是否密切相关?
马尔科维茨:“唯才是用”是美国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不意味着“唯才是用型不平等”不可避免,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退回到由出身决定收入和地位的时代。“唯才是用陷阱”形成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迷信”才能,看重狭义的竞争和个人成功,却没有思考这种竞争能否真的增加社会价值,或竞争的目标是否真的值得争取。
如今,收入前1%的美国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约为50年前的两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二,资本性收入的增幅大大高于劳动性收入的增幅;第三,高技能工作的收入远高于中等技能工作的收入。前两个原因我们很熟悉了,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尚不足以解释前1%人群的收入为何大幅增长。资本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劳动带来的收入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它对前1%的美国人收入增加的影响比重仅占25%左右,其余75%来自劳动力内部的收入转移,即从中等技能劳动者转移至高技能劳动者。这就是“唯才是用型不平等”的体现。20世纪中期金融业从业者的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均处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中等区间,而今这个群体以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为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对“唯才是用陷阱”起着怎样的作用?
马尔科维茨:第一,目前美国的教育政策导致公共资源都服务于富裕家庭对子女的密集教育投资。地方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拨款使富裕社区的教育经费高于中等收入社区,差距有时高达几倍。对私立学校的税收减免意味着大量公共补贴被用于富裕家庭子女的教育,为此“埋单”的却是中等收入阶层。政府应对此类教育政策进行改革。例如,鼓励优质私立学校扩大招生。如果这些学校不录取经济背景更多元化的学生,就不可再享受税收减免。
第二,美国的税收和劳动政策“惩罚”中等收入劳动者。为美国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的工资税给许多中等收入家庭造成了比所得税更重的负担,但其税基上限在13万美元左右。这对高收入者来说微不足道,但却使中等收入者成为美国经济中纳税负担最重的生产要素,进而驱使市场以高技能劳动者取代他们。我认为,政府应提高工资税税基上限,并将这部分税收收入用于为中等收入者提供工资补贴、资助劳动者培训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要建设一个既能充分发挥“唯才是用”的合理之处,又能避免陷入“唯才是用陷阱”的社会,主要障碍来自哪里?
马尔科维茨:主要障碍既非政治性的,也非技术性的,而是在于“唯才是用”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让人们意识到中等收入阶层当前的困境反映了结构性不平等而非个人努力的失败,这并不容易。更难的是让精英阶层放弃已有的丰厚收入和优越地位。但我认为仍有希望,美国历史上有过成功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就为20世纪中期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本报华盛顿10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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