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变迁都伴随着经济学大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英国经济崛起，催生了亚当·斯密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经济崛起，催生了边际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则催生了凯恩斯革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平台经济等生产组织形式不断革新。这些重大的经济变迁，预示并推动着新一轮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1776年以来，亚当·斯密从生产和供给角度研究了财富增长源泉与经济运行机制；约翰·穆勒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综合。边际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马歇尔对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进行了综合，建立了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个微观经济学体系。前两次经济学革命和综合都重点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革命则从政府角度研究了扩张性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建立了第一个宏观经济学体系。萨缪尔森融合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经济思想和宏观经济学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开始了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在市场失灵导致经济全球化产生负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仍应重点探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是关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讨论的经典命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破解经济学发展世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值得重点关注。经济学在强调分工的同时，应更强调合作。正如在分析分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时，它不仅强调某人固定从事某种劳动，还强调从事同一物品生产的不同工序的各个人之间在精神和时空上的配合或协作。这种基于劳动分工前提下的合作，在市场价格机制失灵时期尤其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二是关注调节资源配置的“第三种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市场突破了主权国家的边界，在市场失灵时需要超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其他力量来调节全球经济运行。经济体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或不完全契约关系，则是解决全球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称为“社群关系”，也可以被称为“社会联系”。政治经济学家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曾提出，“无论国家还是市场，在使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统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而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

　　经济学的大发展必然要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大发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分析方法。经济学离不开数据分析，当前计算机技术已经深入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传统经济学大多使用样本研究，并以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日益庞大的数据量让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传统计量经济学中的线性以及非线性模型已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经济学家需要寻找新的方法，特别是机器学习理论中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s）和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更加有效地处理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是基于经济活动的实验分析方法。弗农·史密斯为验证竞争均衡理论，对亚利桑那大学11个班级进行了6年实验，并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标志着实验经济学正式诞生。实验经济学打破了依据已有统计数据的经济学传统分析方法，它表明实验分析方法并非自然科学的专利。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开拓性工作。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进行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这些事实预示着经济实验和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发展前景。

　　三是基于跨学科融合的分析方法。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经济分析》将经济学扩展到了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使经济学广泛涉猎社会学、人口学和犯罪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启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新时代。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学跨学科融合正致力于综合心理学、生态学、神经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例如，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分析个体决策心理的行为经济学、将经济学与生物学结合起来分析决策者心理物质基础的生物经济学，以及将经济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分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学，等等。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