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前行，文学艺术也在踵事增华中不断丰盈，这其中不乏遵从、模仿、突破。在特定时代文化土壤中，学者在建构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尺度的同时，又可能成为被他人重新建构的对象。元代《诗经》学者用热情与笃定增益朱子学说，其又被稍晚于同时代的追随者不断丰富。不论是五经、九经还是十三经，《诗经》都是其中非常稳定且值得关注的一类儒家经典。对《诗经》以及注释的讨论也促进着《诗经》经典化的道路。在前代经学探研基础上，元代《诗经》学以隐在价值推动着经学于元明之际的转变，也带给学者重新审视其宏观实质的可能。
“循例为注”展示审视维度
“体例”是元代《诗经》学重要的审视维度。倾向集传的李公凯《直音傍训毛诗句解》；侧重纂集的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留意博物的梁益《诗传旁通》；专注集解的刘瑾《诗传通释》，这些著述的体例方式揭示了由“诗传”到“集解”的变化。刘玉汝《诗缵绪》、梁寅《诗演义》、朱倬《诗经疑问》展示着“通释”“论说”体例成熟背后经解方式的演进。由集合别人的论说，到自己立论、自己言说，这是经学思想逐步转变的信号。作为讲义体的林泉生《明经题断诗义矜式》，主要面向元代科举考试的应考学生，其对《诗经》经传义理的注释具有八股制艺特征。不同《诗经》著述体例的揭示，对于经史传统与《诗经》著述体例背后的经学源流的探寻具有促进作用。
如果说汉代经学还是围绕通经致用展开的话，那么随着宋代义理学的融入，经学研究开始向学术层面转变，并出现了经典注释的繁荣局面。汉代之前的一些体例，诸如传、记、说等，经过汉末经学分化后，出现了“章句”“解故”“解诂”“解说”“说义”“文句”“条例”“翼要”“训旨”“异同”“异义”“训”“解”“注”“笺”“释”“膏肓”“废疾”“义难”“辨难”之类，这些不同体例的注疏都是对经于不同角度上的阐发。元代使用的体例较多的是集传、纂集、通释、疑问、论说、讲义等。从“诗传”到“传集”，从“纂集”到“集解”，从“通释”到“论说”，从“疑问”到“讲义”，这些彼此看似没有关联的体例方式反映出经解思想的变化。从对经的解释，到对经传义理的纂集，再到纂集基础上的解释；从通篇注释到跳出注释进行论说；从反思提问到最后形成“经义”文献的“讲义”，这都是“体例”维度上《诗经》经注方式的逐步展开。
“判经改传”彰显经传尺度
借助于体例，元代《诗经》学在“判经”“疑经”“疑传”“改传”等方面彰显了自身的经传尺度。由对“经”的怀疑到对“传”的怀疑，这实际上是由内而外的展开过程，显示了学派经学观念的建立。由“疑”到“改”的转变体现着“经史互证”“经传辨析”“诗序变改”等注释策略。对《诗经》学义理的探讨反映出元代学者注释《诗经》的困境，即朱学独尊与继续增益朱说可能性减弱的问题。“窃意”“愚按”，这也是他们谨慎传达经学实践态度与立场的有效方式。在增益朱说、历史考证、版本辨析、章句训诂、诗旨发挥等层面，学者围绕核心论题展开提炼与讨论。比如：许谦处理《诗序》问题时对“异”与“异古”方法的调度；“比”“兴”手法；《大武》乐章；“豳风”“豳雅”“豳颂”；“《诗》与史”；孟子“以意逆志”；古音理论；朱熹叶韵理论；“天道”和“孝道”问题等。这些论题看似零散，但是如果将它们放到整个《诗经》学史加以审视，放到元代这个特殊时期加以理解，不难发现其从不同维度拓展了元代《诗经》学的内涵与边界，也给予恰当认知《诗经》学在元代的转向提供了依据。
在“同质”之外，当然还存在“异构”倾向，明显的区别体现在金华地区与江西地区。许谦致力于金华地区的经学实践；马端临、胡一桂、刘瑾、朱公迁、刘玉汝、梁寅这些学者则在江西地区推动着《诗经》学江西特质的形成，比如心学与易学融入《诗经》学探讨。《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这类元代经义科考文献则反映了国家政权选拔官员的有效方式，考生、考官、当政者之间存在一种隐在的博弈，即考生“会说什么”“能说什么”；考官“看考生说什么”“想考生说什么”；当政者判断“哪些考生能说什么”“哪些考生知道我想说什么”。科考试题、考生作答以及考官批复意见，从命题到作答均以朱学为预设前提，是元代社会历史文化思潮的真实再现；考官批复意见关注点的调整彰显了经学观念的变化，也预示着经学转向的可能性方向。
经验的积累与沟通会超越时空限定，在不同时代的人群中产生共鸣，进而激活出新的意义。精神生活是人类不断确认与叠加生活意义的心智建构活动。每一个时代实际上不是在传授知识、保守知识本身，而是在传授精神与方法，并且这种传授使得下一个时代根据相同的方式产生新的方法与发现，进而开拓知识领域。经典可能由于历史时间的久远，重新理解的时候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依然给予了解释者一定的理解空间，这也意味着需要在经典自身秩序基础上，借助经传尺度，去找寻与当代社会理解的契合点，就如同今古文经体现着对经的不同理解与解说方式。
“立宗自证”楬橥价值向度
《诗经》学发展到元代，在体例与义理探讨方面都发生着潜在变化，尽管变化背后的价值被“积衰”的通行判断所遮蔽，但仍然于注经思想等方面传达着自己的态度与立场。经学实践需要在人们已知的、确然的那些价值与经注语言能发挥作用的经解意图之外，揭示系列沉潜在已存稳定陈述中的那些变化和矛盾，诸如不规则的训诂、不相容的命题、不能加以整体系统化的概念，并在这些因素中找寻彼此对话的基础和会合点，比如结构、意义。对于一个给定的问题，当问及不同社会时期时，往往必须给出不同答案，这也意味着问题本身需要进行重新表述。存在“积衰”说明曾经繁荣过，那从繁荣到衰弱的转变在哪里？与前后的区别在哪里？“积衰”背后折射出社会变迁意识是怎样的？任何时候，一个事物的概念无法自我呈现，需要比较，需要边界，需要通过其他事物的参照方能彰显自身的价值。对给定问题的回答，也并非是对被限定、被调节、被确认理论的回应，而是对给定问题构成要件本身系统逻辑的阐述与揭示，就像对《诗序》的看法，已经不是在是否遵循朱熹的《诗序》认知下的讨论，而转向了对朱熹关于《诗序》本身逻辑表述的质疑。
从“经说”到“说经”，从“疑经”到“改传”，从“朱说”到“己说”，从“立宗”到“自证”，看似只是“经说对象”与“说经主体”的改变，但其中却包含了宏阔的历史演进脉络。“经说”强调从“经”的含义中获取观点；“说经”关注点在“说”，经只是言说的对象，这也反映了学者注经主体性的变化。要自己立说，则需要借助一定的途径，而由“疑经”到“改传”的经学实践则表明其不再完全尊信朱说，而是在绍述基础上给予怀疑，由怀疑进而转向改动。这些细微差异，往往可能因为其历时短暂，而其中直指社会思想变化的那些言说、直抵内心的那些形而上的发问，源于注释文本的那些思考辨正所彰显的价值与意义，或许会被遮蔽，被误判。学者愿意将经学、文学转变的视角放入明代，愿意相信心学、义理、文学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从元代之后的明代开始的，但是如果将这样的视角再往前推进，或会发现明代那些被后来学者认为的《诗经》学标志特征在元代《诗经》学视野中已经出现，并以一种潜在的方式推动着元末易代之际的经学变革。
经由“立宗”到“自证”的转进，实际上是经学转向的一种标志，转向的内在动力源于元代自身经学的发展，疑经观念的演进，以及注经于可增益性方面的减弱，而外在表现则体现在对注经的热情转化为义理表述的热望，对经注逻辑表述的关切到经传文学性因素的开掘，这些共同推动着《诗经》学在元代的经学转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诗经》学在元代的经学转向研究”负责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