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蜀腾越铁路是晚清云南官民筹议的一项铁路工程。其整体规划包括两段，一条由昆明至四川叙州（今宜宾），即滇蜀铁路；一条自昆明经楚雄、大理至腾越（今腾冲），是由英国筹划的滇缅铁路的境内段，即腾越铁路。当时，英法两国借路权而瓜分云南、甚至将势力范围侵入长江流域的图谋已进入实施阶段，云南情势极为危急。1905年，时任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清政府，要求仿照川汉铁路这一前例，成立滇蜀铁路公司，性质为官商合办。次年，丁振铎再次奏请将腾越铁路并入一同承办，遂改名滇蜀腾越铁路公司。

　　滇蜀腾越铁路的筹议是国人收回路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它异于同时期川汉、粤汉铁路工程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外交环境更为复杂；二是筹款方式花样繁多。关于外交问题当另文讨论，本文仅就滇蜀腾越铁路的筹款问题略作述评。

　　丁振铎在《自办滇蜀铁路定集股章程摺片》中称：“伏思筑路之难，首在筹款”。根据他的估算，建成滇蜀铁路大致要“一千数百万两”，于是，“悉照川汉章程稍加变通”，制定了《滇蜀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中的许多条款都照抄了《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但具体的筹款方式则大不相同。川汉铁路筹款方式包括四种，分别是认购、抽租、官本、公利。滇蜀腾越铁路筹款方式则有六种，分别是认购、盐捐、粮捐、官本、公利、彩票。与四川相比，云南的筹款方式堪称“恶法”，对民众的剥削愈加严苛。

　　所谓“盐捐”，指的是“盐斤加价入股”，“以滇省办团按盐觔加价由官收解之法”予以实施。原先盐捐为每觔加十文，年可得五十万两，此时每觔再加五文，略计年可得二十余万两。所谓“粮捐”，指的是“按粮摊捐入股”。《章程》解释道：“按《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有抽租之股一项，系按租抽谷。如收租十石者，即抽谷三斗；百石者，即抽谷三石，依次递加。照算，不及十石者，免抽。此必须选派公正绅董，按乡稽抽。在川省，大户多，此法尚可行；在滇省，大户少，若行此法，徒滋扰累，无补实用。莫如照积谷成案，每粮一升，加收铁路股本钱二文，随粮征收，不漏不扰。”由是可见，此两项是实打实的新增捐税，与商股的性质完全不同。所谓“彩票”，指的是“由本公司设彩票，以所得利为股”。这是参照了张之洞在湖北发行“试办签捐票”的办法，也是当时风行全国的筹资途径。《章程》估算：“每月拟先设一万张出售，每张在滇售银一两。”其中四千两用于返给中奖彩票，一千两用于反馈外省彩民，五千两为彩票股。

　　需要指出的是，滇蜀腾越铁路筹款的计息方式与川汉铁路也不相同。《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规定，利息一年一结，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起开始支付。在此后的几年中，股民也确实收到了利息。而滇蜀腾越铁路则规定：“盐捐粮捐官本公利四项股票均应自路成开车之日计息”，也就是说，四川抽租有息，而云南盐捐、粮捐无息。而且，这两项均算作 “各州厅县公股”，名义上用为地方公益，实则不可知。1907年，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盐捐、粮捐皆出于民，公认为民捐无疑，又何以解于公利之股？”《章程》规定，认购之股按年返息。但是，“凡铁路所过应购之地”中“民地或地方公地按定价核算”也以五十两一股算作认购，“路成之后，共分红利”。换言之，对民众的房屋田产，是强占亦是抢占。

　　如此，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公司性质不定，公司权限不清，股东权利义务不明，股份之办法不善”，乱相频出，丑闻不断。例如，继任丁振铎的云贵总督锡良，虽认购股款七千两，竟以其即将去任、不便年年取息为由，预支了未来十年的股息，只实缴一千四百九十七两六分五厘。1909年，白盐井提举杨尚楚卷款潜逃，其中应交铁路股款之盐捐就有四万六千六百两之多。至于粮捐一项，小地主转嫁到农民身上，大地主则拒之不理。再如，三迤公处收购房屋，用于建设公园，花费三千余两，也由路款开支。

　　总而言之，滇蜀腾越铁路究竟筹款几何，竟成了一宗悬案。1905年，丁振铎奏折中预算为一千几百万两，但根据1907年《邮传部交通统计表》的《滇蜀腾越铁路资本表》显示，筹款目标改为四千万两。该年的官方数据是筹得三十二万两（其中盐捐一项即十九万两），但也有资料显示，公司实存应不足十万两。直到民国年间，云南省议会先后五次清查，宣称：“即是一千七百万疾首蹙额之同胞脔吴琨之肉，不足以蔽其辜也”，但到落实之际，或说“此时应办之事，尚有较筑路、设行尤为重要者”，或说“兹事体大，等着手计划在办”。最终只得敷衍了事、无疾而终。据1911年云南的杂志估算，筹款总额约八百三十万两，而1912年云南省议会的估计约五百万两。到1923年，公司自称共约筹款三百六十五万两，这与当地杂志的估算值相比，差额达到了五百万两之多。迄今有据可查之数大致包括：蔡锷将军拨给个碧铁路建设费用一百二十七万两，勘测和延聘工程师费用十九万两，拨给蒙剥路七万两，公司人员内外挪借一百六十六万两，镇压腾冲张文光起义七万余两，唐继尧提借六十一万两。前述诸项合计三百八十七万，不足四百万。而1923年，公司实款存于富滇银行的，仅有八万银元。

　　回望1906年，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成立之时，滇籍名流陈荣昌慷慨陈词：“我们自己不干，洋人就要行动起来，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时群情激愤，上至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留日学生、南洋华侨，竞相认捐。仅仅一年之后，陈荣昌黯然辞去总办一职，公司权柄落入以吴琨为代表的官商之手，云南民众的拳拳报国之心不仅付诸东流，更成为贪渎之辈敛财的手段。到民国成立之时，既有可借、可挪、可拨之款，那么公司账上应尚有存银，未必不能先行开建铁路。但最终的结局告诉我们，北洋军阀与晚清政府实属一丘之貉，清季民初中国铁路的发展受制于政治之腐败，由此也可见一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视域下的滇缅铁路研究”（16XZS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