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史支撑
2020年12月11日 08: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1日第2067期 作者:林文昕

  在18—19世纪,实证、科学以及浪漫主义等元素传播至俄国社会,思潮与经验形成互动,而思想的力量,帮助俄国塑造了自己的现代化理念和道路。

  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以诺维科夫、拉基舍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人开始关注将法国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结合的现代化方案。启蒙者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由一系列基于人性并构成和谐整体的规则支配,通过理性和科学发现这些规则来指导人类生活。在君主鼓励下,知识精英的话语受到理性时代的理想以及哲学家信仰的驱使,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开始在俄国传播,暗示了思想家作为社会进步之源的可能,“任何政府都无法独立于这个时代的强大精神而存活”。欧洲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提示了另一种角度的线索,它超越了单纯好奇和简单模仿,开始从经验和生活中提出问题。19世纪20年代末,俄国公众意识中经历了“内在愿望”与“外在现实”的解体。浪漫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看到了民族独特性大有可为之处,基里耶夫斯基等被称为“斯拉夫派”的思想家开启了俄国的独立哲学思考。

  在此基础上,一些俄国知识人提供了新颖的现代化方案——取两者之所长,将德国浪漫主义与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理性秩序相结合,由此思考如何重建政治与道德,开启了俄国思想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首先,他们提出,科学和哲学需要找到经验和思辨认知方法的综合,理性与经验结合才能给出更高的认知。正如培根预言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将导致人们通过统治事物来取代对人的统治,“人类的生命被赋予了新的发现和力量”,俄国知识人坚持认为科学和哲学除了沉思的生活以外,更应改善人类的命运;此外,在圣西门主义传播下,基于对19世纪应用自然科学和新兴工业社会成就的实证观察,思想者开始树立一个重要原则:人类应该只相信那些被理性所宣扬并由经验证实的东西。

  实验科学融合了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远离偏见和迷信的统治,转向对感性现实和物质世界的尊重。因此,把历史和习俗纳入社会范畴内,将自然科学的实证和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的“科学”,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政治也被“生产科学”所取代。圣西门主义在俄国的追随者们致力于此,寻求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基础,形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使人类摆脱偏见和虚假的希望,阻止其为了共同利益而利用其对自然的力量,既肯定逻辑理性,也承认思想的潜力。

  其次,德国浪漫主义基于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来描述民族历史,揭示其根源和起源的愿望,历史依照可得而发现的定律或样式进行,民族不只是集合,更是以有机体的方式而非以机械或随意方式演化。一切个人、群体都有一“精神”附身,有其本身的内在目的,最终目标是获得精神的自由,而核心理想是自由的人,“被科学所忽视的人格需要其权利,需要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只有通过自由和创造性的行动才能满足”。对浪漫主义而言,各民族的内在精神各行其道,它们肯定共同人性,反抗个人之受压迫,俄罗斯的使命是凭借其在历史舞台上的迟到,引领欧洲走向一个新的秩序,协调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目标。

  遵循这个逻辑,此时的俄国知识人质疑欧洲因为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以及抛弃自身精神传统而衰微,认为俄国野蛮却质朴,习俗尚未被理性污染,在落后中孕育着力量。客观上,俄国面临着与欧洲不同的任务,因此,圣西门意义上的新“有机时代”需要将个人完全解放与积极解决社会矛盾相结合,不仅要反对旧秩序,还要反对欧洲的秩序和观念,后者被斯拉夫派具体化为村社意识和信仰力量。

  因此,人有可能创造性地介入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俄国有机会利用历史偶然性。赫尔岑等人综合“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成就,阐发一深刻洞见:鉴于社会结构、经济和法律秩序、村社和信仰传统等因素,落后也孕育着赶超的可能,欧洲精神的衰竭反衬出俄国理念的旺盛生命,俄国有可能利用村社和它的土地集体制度承担其历史角色。这一理念奠定了民粹派理论的基础,创造了全新的社会观念和现代化模式,使得直接过渡到“更好的、更高的秩序”的渴望深深扎根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思想和灵魂,影响着俄国革命的进程,而苏联国家存续期间一贯的“赶超型”发展思路也与其相关。

  对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表明,其延展脉络密切影响着社会的建设。它不仅如实证主义一般描述是什么或“谁之过”,也如规范科学一般确定应该是什么或“怎么做”。前者使得思想者的观察成为“社会生活的生理学、一种真正的客观科学”,使客观的普遍性成为主观活动的原则;后者滋养人文主义,塑造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概念,修正历史和人类生活的目的论叙事,正如萨特所言,“如果不通过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遥远目标,那么作品将失去一切意义”。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改革进一步证明,市场要素博弈下的自发发展并不能构成社会结构的最佳形式,当代的深刻教训与历史上的俄国道路相映照,又一次凸显了自然权利和历史主义、外来与本土、革命与改良等经久不衰的问题。今天,不断推进的新技术与大变革仍需思想和经验的指引,它所带来的人的境遇乃至世界秩序的转变进一步昭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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