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哲学诠释学作为“一种通过哲学阐释而揭示真理的科学”，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俄罗斯，现代诠释学的出现首先与古斯塔夫·古斯塔维奇·施佩特相关。作为俄罗斯诠释学的首要代表者，他基于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德国诠释学传统，并结合胡塞尔现象学，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学—诠释学。其后，俄罗斯另一位世界级思想家米·米·巴赫金继承了施佩特诠释学的人文科学认识论传统，视诠释为一种主体间性的活动。他们的诠释学思想为当代俄罗斯哲学诠释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诠释学在继承施佩特和巴赫金诠释学思想的基础上，正以其新观点和新面貌为社会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它集中显现为两股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批判诠释学思潮和人工智能现象学—诠释学思潮。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批判诠释学思潮是对21世纪俄罗斯包括反思的、批判的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学派思潮的统称，其共同特点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反思和批判，并加以重新阐释和发展，因而走的是一条批判诠释学的路径，代表着俄罗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新方向。以莫斯科大学А. В. 布兹加林教授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中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学派；著名哲学家Т. И. 奥伊泽尔曼院士和以乌拉尔联邦大学教授К. Н.柳布金为核心的“乌拉尔学派”也是其中的实力派代表。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又称“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形成的标志是А. В. 布兹加林和А. И. 科尔加诺夫合著的《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对21世纪挑战的回应》（2005）一书的出版。该学派主要成员及其代表作有：该学派14位主要成员共同出版的文集《21世纪的社会主义》（2009）、В. Н.舍甫琴科的《批评火焰下的文明进程》（2016）、Б. Ф.斯拉文的《社会主义与俄罗斯》（2004）、М.B.沃耶伊科夫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2002）、Р. С. 扎拉索夫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新俄罗斯的社会制度》（2011）等。布兹加林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时代性产物，其展开的时代境遇与格局促使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再度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舍甫琴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树立了典范，是民族特殊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融合。康德拉绍夫认为，布兹加林等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积极推进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思想路径。总之，该学派主张在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当代俄罗斯和人类社会发展之路。2007年以来，该学派几乎每年都召开多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议题广泛，涉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世界危机、全球化、人工智能等众多方面的哲学阐释，体现出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批判诠释学的多元化，深受国际学界关注。奥伊泽尔曼院士是锲而不舍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他的一系列批判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元哲学》等一经出版，就被介绍到了中国或在中国翻译并出版。乌拉尔学派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开放的哲学体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跨学科的当代解读，主要考察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探讨包括人道主义、认知方式、宗教批判等领域在内的人类社会问题。

　　俄罗斯人工智能现象学—诠释学作为后工业时代应运而生的俄罗斯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哲学诠释思潮，从另一个侧面展示出俄罗斯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在俄罗斯，人工智能现象学—诠释学发轫于科学认识论。其活动和成果突出表现在两大阵营：其一是以Е. H. 苏尔伽为代表的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其二是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В. В. 米罗诺夫为核心的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他们都把人工智能纳入现象学视阈，并用诠释学的方法对它进行人文主义的哲学思考。苏尔伽指出，诠释学方法使得人们能够考虑文本的情感成分，没有它，人工智能根本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智能。米罗诺夫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现象反映了科技进步，但不是人工智能引领人类进步，而是人类进步引领人工智能。这一观点与俄罗斯哲学家В. C. 斯焦宾关于“人类中心论范式转向”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斯焦宾认为，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并在今天风靡全球的技术文明，是以技术为“基因”的文明现象，它给人类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气候恶化、病毒肆虐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为此必须对科学技术实施伦理调控。

　　总之，两股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旨在寻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客观理解，因而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股思潮的观点在俄罗斯社会都颇具代表性，二者之间也是交叉共融的。在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时，两股思潮都秉持人文科学认识论传统和俄罗斯民族精神，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旨在通过对它们进行哲学阐释而揭示真理。这对于克服科学主义至上和片面物化所致的精神价值缺失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18ZDA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