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日益深化，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世界日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一方面，新兴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却掀起了逆全球化运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

　　在这个历史性的“变局”中，我们该如何审视这个世界日益频繁、密切的国家交往，以及如何展望人类的未来？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普遍交往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正是立足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逻辑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理论逻辑，紧扣“交往”这个时代的主题，用一种新型的文明交往范式，以客观、理性、务实的态度，超越了资本逻辑对世界普遍交往的局限，倡议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新时代的世界交往新范式。

　　一般而言，世界普遍交往范式有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类，前者包括商品交往、技术交往、文化交往等，后者包括战争方式、贸易制裁、技术封锁、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等。从原初意义上讲，世界普遍交往把世界各国人民紧紧地联系起来，彼此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任何民族或国家，一旦拒斥世界普遍交往，必然会走向封闭、落后。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就会发现，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普遍交往，确实曾扮演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整体取得一定进步。从理论上说，世界普遍交往是人类社会通向“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但是，在资本逻辑规制下的世界普遍交往，服从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圉于其价值立场导致对全球发展正义的忽略，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最终导致环境与生态危机”“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与异化，加剧阶级矛盾”“造成全球范围贫富分化加剧，助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造成精神文化的同质化与殖民化后果”。因此，既有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出当前世界交往危机与困境。如何摆脱当前困扰世界的交往危机与困境？这是一个考验人类智慧、责任与担当的时代课题，需要立足人类文明的高度，全面总结不同文明相处与交往的经验和教训，找到走出全球治理困境的智慧与方案，探索不同文明之间和谐有序交往的新准则与新路向，构建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

　　中国文明向来“以和为贵”，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反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主张各交往主体既善待本民族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文化，既考虑自身利益，也照顾他国关切，为化解全球危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这是世界普遍交往的新范式，是对国际交往正义的全新架构，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内涵，为各国处理当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需要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个维度来理解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明共同体，是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责任共同体。这五个维度，是对人类交往正义观的全新诠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重塑人类文明的精神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多元共赢”价值观，在立场、站位、路径等诸方面全面超越了资本逻辑。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每个交往主体之间构建并遵循“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新型交往范式，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框架内开展全球治理，这就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弊端，有助于最大限度实现人类共同福祉，是塑造21世纪人类交往正义观的价值基础与核心内容。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未来的眼光来考虑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顺应了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物联网时代，中国与世界紧紧连成一体，呈现“时空压缩”的态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网络文明的美好前景，支持世界各国通过先进通信网络不断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形成“万物互联”的大同世界，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个全球资源的共享，是一次新型的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波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