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民族危亡的艰辛考验，以无私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意志和豪迈气概，彰显了对理想的坚决捍卫，展现了对信念的执着坚守，开创了伟大的延安时代，开辟了伟大的延安道路，铸就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在险境中确立新使命

　　长征胜利结束，新的使命等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去完成。当时，国民党军队不断侵扰我根据地，根据地内正在进行“肃反”，中共中央立足未稳，红军急需补充兵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根据地就难以发展，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这里何以立足？何以生存？

　　一是安定地方。党中央处理了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鼓舞了苏区广大军民。西北苏区群众看到党中央对刘志丹和西北苏区如此关怀，发自内心地支持党和中央红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是巩固苏区。党中央在吴起镇期间，确定了党和红军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即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三是改变策略。中共中央根据中国政局的巨变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为了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以调停人的角色，不仅斡旋了事变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制止了可能爆发的内战危险，更取得了蒋介石对国共团结抗日的承诺，对和平解决事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困难中同人民在一起

　　1941年边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骤变，财政情况也急剧恶化。农民由于征粮负担过重，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敬鬼神而远之”。

　　针对边区不顾民力的征粮政策，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强调，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他们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

　　毛泽东把不顾农民负担征收公粮的做法称为国民党的作风。几十年后，邓小平也提及此事，深有感慨地说到，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做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

　　在转战中为国家谋大计

　　1947年党中央形成战事环境下的特殊体制——三委分工：前委指挥陕北战争；工委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统筹后方。三委互通情报、集体决策。

　　中共中央既指挥前线作战，也关注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既部署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谋划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在小河村期间，是毛泽东等同志最为振奋的日子，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在神泉堡期间，是毛泽东等同志工作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在10月10日这个被国民党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人民解放军总部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杨家沟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回答了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重大问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光明，挑战严峻。我们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