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夏石窟的分期成为难题，源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历史上的疑案直接导致了断代的困难。11世纪初藏经洞的封闭，使这之后的敦煌历史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大量翔实的原始档案可依据。元代不修西夏史，使西夏王朝本身的历史就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恰好又有曹氏归义军政权回鹘化及沙州回鹘政权是否存在的问题，使西夏有效治理敦煌的时间也成为一种推测。西夏洞窟中供养人像数量不多，加上地方史料的缺乏，难以寻绎出更多的人物背景信息。

　　西夏特别注重吸收周边佛教因素，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敦煌石窟中同样发现了来自同时代其他政权的影响。到了西夏统治后期，又与后来的元朝艺术产生交集，造成西夏晚期石窟分期的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西夏石窟的断代一直处于不断修正的状态，近年来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热议话题。

　　图像与史实互证

　　西夏石窟的分期虽然几经修改，但仍存在许多疑问。之前受莫高窟第65窟西夏文“弃沙”题记的误导，莫高窟大面积出现的“千佛绿壁画”特征的洞窟被归入西夏统治敦煌前期。近年来，多种文字的洞窟题记被更清楚地解读出来，除了能够更明确地将沙州回鹘洞窟排除在西夏洞窟之外，也让我们更清楚了西夏人在敦煌石窟活动的时间与范围。敦煌石窟题记中的汉文和西夏文纪年，从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至光定九年（1219），说明以往断代时将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定为1068年至1226年的说法是可靠的。

　　但是，这些题记以游人题记为主，题记者的活动内容包括发愿、清沙、烧香和礼拜，涉及“修造”的只有莫高窟第57窟和第340窟，而且修造的对象是“寺庙”，不能确定是否是对洞窟的重修。所以，我们认为莫高窟存在的大量“千佛绿壁画”洞窟，主要属于曹氏归义军晚期和沙州回鹘时期的重修工程。北宋绍圣四年（1097），于阗曾破瓜、沙、肃三州，说明直到11世纪末，西夏所辖的敦煌地区仍然存在诸多威胁，这一时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洞窟营建活动。此时在莫高窟只是进行少量洞窟的重修重绘，包括莫高窟第340窟、第395窟、第206窟等。

　　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真正意义上有规模的洞窟营建，实际上应是到了夏仁宗仁孝时期，这也与河西地区在西夏中后期受到重视的历史情况密不可分。西夏最初设置十二监军司时有瓜州监军司，沙州监军司是后来增设的。虽然沙州监军司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以确定在仁孝时期已经设立，增设监军司本身就说明对敦煌地区的重视程度提高。而仁孝时期最值得重视的历史事件就是“任得敬分国”，从划界及“欲以仁孝处瓜沙”来看，河西地区应是仁孝的势力范围。因此，敦煌地区在12世纪后半叶受到西夏皇室重视，这时可能有一位西夏皇帝亲临瓜州。

　　这时的敦煌有了营建原创性洞窟的能力，并在吸纳周边佛教艺术后形成了西夏风格，出现了以榆林窟第2窟、第29窟、第3窟和莫高窟第465窟及东千佛洞第2窟、第5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洞窟。其中的汉传佛教壁画大量吸收宋、辽、金的元素，而且很多具有与西夏版画相似的构图和人物特征，不少洞窟中还出现了颜料层较厚的特点。仁孝时期注重引入藏传佛教，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图像明显增多，并出现了藏密的典型洞窟莫高窟第465窟。此外，西夏重视上师崇拜，开始在壁画中绘制上师像，这一点与黑水城出土唐卡和版画的情况相一致。

　　充分应用多重证据法

　　虽然西夏时期的敦煌地方史资料有限，但这样的不利条件却使我们在分期断代上拓宽了思路，使我们开始关注更多的周边资料。从历史遗存来看，黑水城、山嘴沟、亥母洞，以及大量同时代西夏及宋辽金和西藏地区的佛教遗存都成为可以参照的对象。在图像的细节方面，也突破了以往佛教图像的局限，关注到建筑、器物等各方面。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是科技手段在石窟断代中发挥作用，如多光谱拍摄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更多的细节，比如莫高窟第194窟回鹘供养人的发现否定了此窟在西夏时重修的说法。而基于贝叶斯模型的碳十四测年为洞窟时代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用这种方法确定了莫高窟第285窟主室方形佛坛为西夏时修造。正是在多学科的广泛合作下，西夏石窟的分期断代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以近年来争议最多的莫高窟第61窟重修甬道、莫高窟第465窟为例，以往学者们从历史和图像两个角度进行推测，分别得出元代和西夏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而现在因为这些问题成为热点，引起更多专业学者的关注，为时代的判定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如关于第61窟甬道夏汉双语题记到底写于西夏还是元代，段玉泉指出，从文字书写的角度来看应属于西夏时期，西夏和元代西夏文虽然都有应用，但文字在写法上有很大的差别。第465窟自谢继胜提出西夏说后，扬之水对坐具图像中“背屏嵌宝”时代的判定、黄英杰对图像中教派界线尚不明确的分析，都有力地支持了西夏说。在引入多光谱拍摄、碳十四测年及颜料化学分析之后，西夏石窟的分期断代又增加了更多的科学依据。

　　总体上，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可分为前后两期，主要代表洞窟多营建于12世纪后半叶的西夏后期。后期的西夏石窟艺术表现了题材内容和风格上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创造出了此时适应敦煌地区民族众多、审美观独特的成熟艺术。其画风既有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气概，又兼具中原唐宋传统的细密、绮丽、抒情的意韵，艺术风格呈现出对汉、藏艺术的吸收与本民族艺术创新相结合的特色。西夏在文化上的成就值得重视，敦煌石窟西夏后期壁画保存完好，留给后世以珍贵的纪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ZDA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