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提出了“语言即思维的边界”这一观点。他所强调的是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对人类思维有反作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处某种语言体系的内部，我们既无法看清自身语言的局限性，也无法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限制和阻碍。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鲁迅对文言文的批判恰恰体现出了他对语言与思维问题的先知先觉。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就因其作品“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为中国文学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相较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创作而言，《野草》散文诗集更具有“向内转”的特殊气韵，我们可以在不断地品读中去发现和感受鲁迅精神生命的肌理与纹路。据载，1924年9月，鲁迅在创作《秋夜》期间，也对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进行了翻译。这种异质文化知识的吸收和转化，让鲁迅对死本能、性动力这些不曾为中国文学审美范式所言及的存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野草》不仅呈现了鲁迅对生命本质、人生历程的审视与思考，无疑也是鲁迅尝试将意志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说进行“语言转向”的重要实践载体，从而厚植了白话文文体革新的形而上意味、拓展了白话文文学创作的表意空间，使中国文学现代性审美范式有了具象化的表达，文学现代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野草》作为鲁迅文学创作中唯一一部散文诗集，其收录的篇章象征意味和荒诞性尤其明显，充满着离世隔空的抒情与想象，有坠落冰谷的火焰，有彷徨于无地的人影，斑驳的夜空。由鲁迅的妙笔，这些矛盾对立的幻象从遮蔽混沌中得以澄明。由此，我们也管窥到了鲁迅对尼采、叔本华所代表的意志哲学流派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涉猎与化用，让意志哲学的生命意志力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

　　《野草》中的篇章对具象的人的历史化存在状态进行了提喻化的处理。作为修辞方法，提喻主要是指某一个词指代该词所属的整体。笔者认为鲁迅在创作《野草》的系列散文诗中，常常以被抽象化符号化的“人”来展示人类群体整体存在的语词与肉身的勾连与抵牾，从而使作为存在的人与作为本质的人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在散文诗中被叙述的“人”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的经历者和体验者，而是世界各个可能发生而未发生的故事主体的超验领悟者，正是因为在不同意义上符号本身指向现实世界的差异性，《野草》中的人物形象有别于小说，他们往往缺乏具体的人物性格或姓名，而是在多篇散文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我”的限制视角，通过主观映射的叙述达到了对人存在状态的俯视与审判。无论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还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此时都变成了“彷徨于无地”的“求乞者”或“过客”。这种孤寂感诚然与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有很大关联，然而现实中的际遇被诗性话语笼罩后，则生发出了对人存在意义的反思和超越的意蕴。通过此番被扭曲的空间与被搁置的时间，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被刻意符号化的“人”成为景观化的精神样本，展现出了不同面向的延展性。

　　在《野草》中，鲁迅“硬译”而来的异质话语因子对中国传统文学时空的重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我们在《这样的战士》中看到了“无物之阵”，在《影的告别》中听到了影子告别寄主时的独白，在《失掉的好地狱》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的魔鬼模样。无论是从意象设置上，还是从意境的建构上，此类抽象又具有异质文明背景的语汇经鲁迅之手介入现代白话文后，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价值规范形成了有力的反叛。这些有效的化用，让人们看到了原本过度强调“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因礼教束缚的情感节制而造成无法避免的虚伪与苍白，从而打破了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价值根基的合法性。“野草依附的地面”，是鲁迅憎恶的存在，鲁迅渴望着地火的奔涌将地面与野草同时燃烧殆尽。从象征意义上说，这隐含着文化革新者对解构与建构当时衰败落后的中国社会秩序的深切热盼。反观《野草》中的文本，秋夜中鬼眼式阴森的天空，窥视着一棵又一棵的苍翠精致枣树，让人感受到了生命自身的蓬勃欲望与压抑时空之间可避免的冲撞；影子拒斥跟随，即将独自远行，这些虚妄中裹挟着微弱希望的痕迹，以及充满主观幻觉的时空体验是先人未曾抵达的。鲁迅曾在《写在〈坟〉的后面》一文中，以进化论理论视角创造出了“中间物”这一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形象概念，坦承自身存在的“中间物”状态，他不忌讳个人文化血脉上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实际关联，敢于将自身的偏狭示人，以文字供人观瞻，为的是启蒙民众，并“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新生的青年一代能获取到达幸福彼岸的通道，真正去“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死亡的“虚妄”和生存的“希望”在《野草》中，均以悖论的方式存在着。鲁迅正是以拥抱死亡和幻灭的姿态，对民众为了生活而屈从于礼教文化的倾轧，表达了最大的质疑和批判。对于死亡，鲁迅有着大欢喜，并想借着这份欢喜来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存达到永恒。他相信只有给予死亡足够的言说空间时，民众才能凭着更为自觉超拔的心境面对自身的困境，从“不知生，焉知死”的道德教化当中摆脱出来。但是，与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对于腐朽尸身庄严歌颂的哥特式美学不同，《野草》散文诗集中尽管反复出现死亡、幻灭、颓废等原本中国传统美学鲜少涉足的命题，其诗学的机关之处却是人主体意识面对黑暗与虚无时充满觉醒意味的拒斥与抗争，逸散着“向死而生”的决绝。正如鲁迅所翻译的裴多菲诗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蕴含的幻灭感一般，《野草》恰恰就是鲁迅个人徘徊、虚空状态的鲜明陈列。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事实上，这样的翻译往往令国人对这个判断的事实含义产生极大的误解，将其内涵简化为人类应该以适性自得的方式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而从本质上说，真正“诗意的栖居”是通过诗意内涵革新，也就是以介入人类言说的方式，来进一步获得思维模式上的解放，从而还人类生存以本真的面貌，这才是20世纪哲学体系“语言转向”的真正命题。《野草》正是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成为了担负起白话语体革新意义的重要时代样本。鲁迅以自己生命的沉入来助燃早已死亡冷却的火焰，从灵魂虚无的渊薮打捞出充满现代意义的想象符码，催逼国人思考历史与未来的关联，以文学微弱的烛光，照亮从未看清的来路。

　　（本文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鲁迅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项目（184080 H102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