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旨在想象科学技术将怎样改变人类社会乃至人类自身，此种探究对人类之存在意义重大。中国的科幻文学起步较晚，直至晚清时期，才出现了诸如《回头看纪略》等译自西方的“科学小说”文本。然而，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晚清，中国科幻文学攀上了第一座高峰——不仅出现了众多的翻译文本与创作文本，而且也出现了较为自觉的理论建构。其时，鲁迅虽然并非最积极的提倡者与响应者，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对于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直到当下，仍有不少科幻作家从他那里汲取精神力量，或重新阐释他所提出的思想命题，或以鲁迅式的态度想象未来世界。在科幻文学备受瞩目的今天，重新探究鲁迅与中国科幻文学的关系，不仅有益于科幻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可能为我们如何抵达美好未来提供某种启示。
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与理论阐释
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此种观点不仅在言说方式、推断方式上极相近于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而且二者在旨向上也趋于同一。此时鲁迅所看重的是科学小说的启蒙功效，他想要通过小说宣传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以破除国人固有之迷信，以促进文明之开化。那么，他何以认定科学小说会有如此之功效呢？关键就在于科学小说是“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所谓“人情”，不仅仅是指人类悲欢离合的情感，更是有关人的生存境况、人的本质的思考与探究。四年后，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科学之神圣正在于其“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也因此，科学如果仅仅推崇知识，而忽视了人文内涵，那么必将造成人生的“大枯寂”，甚至科学自身的毁灭。
事实上，1903年的鲁迅对科学的态度尚属乐观，甚至还想象了“冥冥黄族”的兴盛；但是到了1907年，他却开始思考一旦科学脱离了“人情”“感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态度的转变也可从翻译与创作实践中看出。鲁迅所翻译的科学小说并不多，包括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已佚）与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1906年幻灯片事件后，鲁迅深受刺激，观念为之一变。1907年，接连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显示出其对科学、文学的重新思考。此后，鲁迅开始创作“更纯粹的文艺作品”，至1918年，写成《狂人日记》。这篇并不能算作典型科幻的小说文本却在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一次次被重提、被呼应，历史与未来在互文的文本中纠葛缠绕，也印证了鲁迅思想之深刻性。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除了鲁迅，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也参与了科学小说的翻译与创作，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其中，有一类描绘未来美好社会蓝图的作品很受欢迎，但鲁迅并没有选择翻译或创作此类作品，他关注的是凡尔纳。当然，这与当时日本的“凡尔纳热”有关，但此种选择或许也显示出了鲁迅对于“将来的黄金世界”的警惕。在一大批知识分子想象着明亮而诱人的未来时，鲁迅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合理的怀疑，而这正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鲁迅的此种态度催生了其思想中关于希望与绝望的命题，且在当代科幻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
尽管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与理论阐释成果并不多，但如若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来看，就会发现它们与同时期的其他科幻文学作品一起为中国文学打开了新的局面：“未来”书写成为知识分子所想象的救治中国的灵丹妙药。鲁迅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危机，这份危机感使他不再单纯“造梦”，而转向对真实的人的存在的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松认为，当代科幻小说承袭的是鲁迅先生的脉络。
当代科幻文学对鲁迅传统的继承
鲁迅早期对科学小说的提倡旨在重造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尽管鲁迅很快就修正了此种观念，但是，从20世纪初至新时期，中国科幻文学始终未曾摆脱这种启蒙观。直到新时期后，中国科幻文学才开始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向对人类存在、宇宙本质的探索。其时，一些科幻作家在鲁迅那里发现了可以被重新阐释的主题，以及值得效仿的姿态等，于是，他们在一种全新的未来想象中延续着鲁迅式的思考，创作出含义丰富的科幻文本。
在讨论当代科幻文学中的鲁迅传统时，首先要提到的仍是“吃人”主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意蕴之丰富不能不令人惊叹，尤其是“吃人”的叙事母题一再被后人重新阐释，如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等重要的科幻作家均曾探究过这一主题。其中，王晋康与刘慈欣的思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末日的极端情境中，作为人类的最后一员，要么吃掉同伴的尸体，要么因饥饿而死。他们则做出了为了人类的延续而吃人的选择，其理由是在末日情境中生存才是第一要义，而道德善恶标准将被重新定义。显然，他们对“吃人”的重述偏重于道德层面的思考。相比之下，韩松对“吃人”的重新阐释更接近于鲁迅原本的思路。小说《红色海洋》中的“吃人”便与权力、觉醒密切相关，主人公“我”在不知情中成为吃人者，并得知“吃人”是大海中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是“道理”，“文明的本意便是吃人”。这不正是狂人的发现吗？
除了“吃人”主题之外，较常被借鉴的还有“铁屋子”隐喻。刘慈欣在小说《乡村教师》中借此想要表达的是“希望”，是对科学的乐观态度，而这也正是他一贯的想法。与此不同，韩松在小说《乘客与创造者》中却描绘了一场波音飞机中失败的觉醒者的革命，不过其中也同样流露出了对先觉者的“义勇和正气”的肯定。
事实上，与其他科幻作家相比，韩松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更为明显。他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在创作时与鲁迅精神的感应与相通，其中《医院》《驱魔》与《亡灵》更可被视为与鲁迅精神的直接互动。小说中不仅有对改造国民性的评价，还有对虚空、希望、绝望等命题的思考。韩松通过建构医院这个“异托邦”（米歇尔·福柯语），想象未来人类的生存境况，并借此完成了对现实人性的批判。
1918年，《狂人日记》写成时，鲁迅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篇小说在将近百年之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中国文学中，影响着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幸耶？不幸耶？无论怎样，在当下，探讨鲁迅与中国科幻文学的关系，不应仅仅局限于鲁迅早期的那些文字，而更应当看到，鲁迅终其一生所探究的思想命题，如科学与文学、疾病与救治、希望与绝望、黑暗与虚无等如何在当代作家那里得到回应，如何影响着他们想象未来、认识世界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科幻文学而言，与鲁迅的对话并非简单地复归传统，它更是一场孕育了新生的革命。
（本文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鲁迅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项目（184080 H102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