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已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所证明。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方向，并据此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也为近百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所证明。

　　19世纪末，在先后登陆中国的众多思潮中，进化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最为强烈。进化论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逐渐从“进化”论质变到“反映”论，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了撰写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二是要注意到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以及文学反映各自历史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让郑振铎的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研究所明确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的建所方针和任务。在文献资料整理、文学史撰写、教材编写、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接续“五四”时代对旧文化“从何处来”追问的同时，对新文化“往何处去”作了明确的回答。

　　文学研究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蔡仪倡导在文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出版了《文学原理》系列专著，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应当以此为研究重点，探索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要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参加编写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注意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维度上，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注重把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凸显出来，将各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决定不同时代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纵观70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新世纪再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各种挑战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文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需要，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思想方法确定之后，学术实践才会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我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立场，同时还要强化面向社会做学问的问题意识，培养献身学术的钻研精神，提升为历史做学问的思想境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