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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教育哲学

2020年02月10日 03: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0日第1863期作者：冯建军

　　中国的教育哲学始于20世纪初。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受杜威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1923年，范寿康编写出版了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是中国教育哲学初建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投身教育哲学研究，编写了近20本教育哲学教科书，形成了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鉴于苏联高等学校教学计划中没有教育哲学，我国也取消了教育哲学，致使已初建成型的教育哲学被迫中断30年。到1979年，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学计划中恢复教育哲学，教育哲学迎来了重建的机遇。

　　恢复重建的40多年来，中国教育哲学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教育哲学从概论式教科书编写到专题研究，学科发展不断深入。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教育哲学，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新时代的教育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促进教育哲学的繁荣发展。

　　第一，从哲学的应用到教育的哲学，更加关注教育实践问题。教育哲学是教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对于二者怎样交叉的问题，有两种典型的认识。一种从哲学的观点论教育，将哲学的原理、思想、方法运用于教育，使教育哲学成为哲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学科。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把教育哲学分为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和教育伦理学三个部分，表现出哲学在教育中的应用。直到现在，本体论与教育、人性论与教育、价值论与教育、道德哲学与教育、认识论与教育、美学与教育等，一直是教育哲学中的经典课题。另一种把教育的一般问题、基本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哲学分析和抽象概括，建构教育的哲学。1933年出版的姜琦的《教育哲学》就试图探讨教育的本质论、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改革开放之后，黄济在他的《教育哲学初稿》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他在《教育哲学初稿》中探讨了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目的、知识论与教学、美育与美学等教育基本问题。

　　两种学科交叉的不同方法，前者以哲学研究教育，立场在哲学，因此成为哲学的教育应用；后者对教育进行哲学分析，立场在教育，为教育实践提供价值引领，成为教育的基础学科。两种方法也各有侧重，前者作为哲学的应用，以哲学为逻辑，生成哲学知识和理论；后者作为教育的哲学，以教育实践为逻辑，为教育实践问题服务。教育哲学建设初期，多运用哲学思想、观点、方法进行教育演绎。随着学科的发展，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特内涵的学科，越来越强调对教育实践的关注，为教育实践服务，从而使自身成为实践哲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实践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教育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体现在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各方面。教育哲学应紧紧围绕时代新人的培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人学形态的教育哲学。因此，新时代教育哲学形式上关注实践，成为教育实践哲学；内容上关注人，成为教育人学。

　　第二，从专业的教育哲学到教师的教育哲学，提升教师的实践智慧。美国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把教育哲学划分为个人的教育哲学、公众的教育哲学和专业的教育哲学。专业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哲学视为专门的学科，对哲学的概念、命题做出认真而严密的检验、批判、辩驳、分析与综合，致力于形而上的知识生产，满足于理智沉思的需要。专业哲学是少数哲学家的事业，他们具有超凡的理性和智慧，被柏拉图称为“哲学王”。哲学往往成为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远离生活、远离大众。而教师作为教育的实践者，只是被动接受哲学家的思想，成为哲学家思想的执行者、实验者。索尔蒂斯认为，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一样，教师也应当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对于自己教育实践的反思和教育问题的看法，属于个人的教育哲学。当然，每个人对教育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有的处在常识阶段，只有经过理性思考的、系统的教育观点，才是教育哲学。因此，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通过反思教育实践、研究教育问题、感悟教育真谛而形成的教育智慧、教育信念。

　　专业的教育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致力于哲学概念的澄清、命题的分析、思想的论证。教师的教育哲学不像专业哲学那样以理论的形式表现，而是通过实践表现出来，是为实践而哲学，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它不是基于哲学的教育演绎，而是教师对教育实践、教育生活的深度反思。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内生的、主动建构的教育哲学。教师的教育哲学在于唤醒教师的哲学意识，增强哲学思维，促使教师更好地理解教育生活，提高对教育生活的感受力、理解力、判断力，构建更美好的教育生活。专业的教育哲学对于教师虽有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指导具有外在性，且缺少具体的教育情景。教师的教育哲学是教师内生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反思性、批判性。它从哲学高度关注教育实践问题，通过对教育实践的哲学反思和批判，实现教师的思想启蒙，提升教育智慧，使教育哲学真正成为教师的实践智慧之学。

　　第三，从模仿西方到凸显中国特色，建构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教育哲学。中国的教育哲学起步于对欧美教育哲学的引进和模仿。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影响，有的影响还很深。如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对于照搬与模仿西方的教育哲学，1929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他提出新教育中国化的四个条件，即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发扬民族的优点，能改造国人的劣根性。这就开启了包括教育哲学在内的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之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道路。如针对教育哲学学派纷呈的状况，张君劢在《东方杂志》1937年第1期撰写《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对各派哲学进行综合、对各时代文化进行综合，引起了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使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并致力于建构中国的教育哲学。遗憾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教育哲学的发展也从高潮进入低谷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教育哲学，继续引介和学习借鉴西方教育哲学的成果，使我们了解20世纪西方教育哲学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等的发展状况，以及当代解释学教育哲学、批判教育哲学、女性主义教育哲学等新的教育哲学。这就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从而对建设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对教育哲学学科来说，学习借鉴之路是必要的，但构建本土的中国教育哲学才是最根本的。正如瑞典著名教育家胡森所说：“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毕竟是由它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在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有条件和能力建设中国的教育哲学。这要求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扎根中国大地，放眼世界和未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教育哲学，为人类教育文明发展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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