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当前国内学界颇有影响的一个研究课题，吸引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政治思想史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这是一个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英美，直接源头是所谓“塔克—伍德命题”。1969年，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马克思学”家罗伯特·塔克出版文集《马克思的革命观》，系统阐述了他在1961年《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和神话》中就表达过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基于正义批判资本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与正义无关的。同时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塔克，从而使得塔克的观点一下子变得引人注目起来。1972年，年轻的美国哲学史学者、“马克思学”家艾伦·伍德发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系统阐述了塔克的观点，“塔克—伍德命题”就此定型。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政治学家史蒂文·卢卡斯出版《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引发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大讨论，“塔克—伍德命题”因此在大西洋两岸得到广泛讨论，推动了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繁荣发展。

　　最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在国际学界参与马克思政治哲学争论或研究的学者以英美学者为绝对主力，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双方的论证基本上都是在英美分析哲学框架中展开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对“塔克—伍德命题”进行了丰富、全面的理论分析，但学术史、思想史分析还略显不足。事实上，这个命题的产生与1956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整个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苏联的反思及由此引发的问题直接相关。在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前，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基本上不讨论文学、文化、道德、伦理、正义等问题？说到底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坚如磐石，这些问题当时都不构成问题。当这种地位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英美社会对此众声喧哗、莫衷一是。正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爱德华·汤普森在1956年写下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指出：有必要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本身和道德有没有关系。对此，汤普森的答案是否定的。

　　汤普森认为，至少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这涉及马克思对革命问题的思考。革命是一种历史的非常态。在这种非常态下，一切常态的东西都将暂时停止发挥作用。因此，一切在常态下可能的问题，在非常态下则不构成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是否正义这个问题，在革命这种非常态下就是不存在的。汤普森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或者说，与道德无关的。关键的点还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传统的哲学家致力于解释世界，马克思则认为最重要的在于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革命地改造世界，这就是关于革命的问题。因此，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不能脱离“革命”这个关键词。那什么是“革命”？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节日与工作日相对，总是少数的。换言之，马克思所关注的“革命”只可能是历史上的极少数时间段、极个别的极端状态，而不涉及人们通常生活其中的日常生活状态。但对马克思之后的绝大多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革命都是一个渐趋遥远的概念，他们不得不更多面对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塔克—伍德命题”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提出后为什么没有立刻产生巨大影响就非常好理解了：当时正值新左派运动的高潮期，对非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思考与探索占据了主流。80年代初以后，整个欧美世界的资本主义再次进入长期稳定状态，一度被认为近在眼前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再次被延宕，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有关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得以兴起并成为显学。

　　在塔克正式提出“塔克—伍德命题”的差不多同时期，以色列“马克思学”家阿维纳瑞在《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并不存在所谓青年和老年的“断裂”，真正变化的只是马克思进行政治思考的社会历史语境：在1849年流亡英国之前，马克思主要是在德国语境中基于德国政治实践展开批判和思考；在此之后，马克思的政治思考在客观上出现了英国现实、英国语境的转换。阿维纳瑞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马克思是批判现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当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现实场景的转换发生根本“断裂”，但其具体观点和表达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则是必然的。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逻辑，就必须区分其进行具体的政治思考的三个不同的社会—思想史时期。

　　1849年流亡英国之前是马克思政治思考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的现实基础是当代德国和法国的社会现状，理论资源主要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及其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激进变体。1849年至1883年马克思去世前是其政治思考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走向强盛的时期，也是英国宪政体制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中不断完善、宪章运动的奋斗目标不断实现的时期。1848年革命及其之前欧洲大陆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在英国却以长期坚持不懈的、不那么暴力的斗争方式实现了。作为这种变革过程的亲历观察者，马克思的政治思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他想解决的当然主要还是德国问题，但英国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政治变革已经成为其思考无法抹去的现实基础，而他此前并不熟悉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也开始进入其思考过程。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考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那么就会看到，马克思逝世后至恩格斯逝世前是马克思政治思考延续性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在整个西欧取得了巨大成功，资产阶级开始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权，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最终迫使资产阶级在法律框架中承认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合法权利。从而给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新的舞台，开辟了新的空间与新的可能性。晚年恩格斯的很多想法、说法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20世纪70、80年代，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反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义，提出语境主义研究方法，强调通过历史语境的系统梳理揭示思想家的真实意图。这种历史语境主义观念对我们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不无启示：离开马克思的文本，或者仅有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同样都不能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世界；只有回归马克思政治思考三个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我们才能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发掘出其真实的政治思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