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在考据、义理、辞章、经济等古代传统学问上，均进行过广泛总结，具有集大成的特质。这些研究影响到现代学术界的经学、史学、小学、文学、校勘、辑佚等学科的发展，乃至天文、数学、音乐等学科的建立，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章太炎、黄侃、梁启超、钱穆、周予同等人曾尝试分析清代学术的基本规模和总体特点，后来学人予以接续，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由是蔚为大观。学术界围绕清代学术史的书写，或以《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为基，确立汉学、宋学交替为主轴的叙述模式；或以今、古文经学之争为中心，构建清代学术史演进的线索；或以地域学派为论述界限，基于地域特色梳理清代学术潮流。相关研究各有侧重，但它们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较难反映清代学术的本来面貌。
汉、宋分野的局限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已揭橥出清代前中期学术的大抵两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如此提法，一方面说明清中前期之人已经有汉学、宋学分野的明确意识，另一方面以汉学、宋学为界限概括清代学人的不同学术走向，形成了学术史的讲述模式，得到当时主流学术界的认可。
从清代学人的著述中，亦能明显看出他们有意识地区分汉学、宋学，并将有关学术发展的思考嵌入其中。惠栋交代《易汉学》撰作缘起时表示，其家族东吴惠氏，四代精研学术，是为存续汉学传统与奠定研究基础：“然以四世之学，上承先汉，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且使吾子孙，无忘旧业云。”对此，陶澍指出：“东吴惠氏以经学世其家。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也。”可见，四库馆臣将汉学、宋学作为两个体系分而述之，响应清人的学术追求。
如果说阮元《清国史·儒林传》隐晦地在学术史论述中融入汉学、宋学分野的意识，那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的出现，意味着清人开始将汉学、宋学作为明确的叙述标志，进行学术史撰写。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指出：“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江藩以汉学、宋学为基点，讲论学术史，本身就带有确立论史范式的目的。后人多参照此典范，展开清代学术史的编纂。
然而，以汉学、宋学交替为主轴研究清代学术史的方式，尚有讨论的空间。首先，如何定义汉学、宋学，如何确立汉学、宋学边界，即是一大课题。章学诚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即便诸多清代学者以汉学家或宋学家身份自居，但究竟孰为汉学孰为宋学，汉、宋学术界仍然莫衷一是：“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在儒家主导的学术编纂传统中，“正名”本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现代学科体系对基础概念的厘定，亦不可或缺。若参用考据、训诂、文字、音韵等笼统地概括汉学，用义理、辞章等直接命名宋学，皆难以展现清代学术的真实话语体系。
汉学、宋学在清代是否能够被区分明晰，亦值得关注。刘师培说：“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回顾清人的具体著作，即便如惠栋这样“凡汉皆好，凡古皆真”的学者，亦有围绕朱熹《周易本义》撰作的《周易本义辨证》。被学术界认作明确区隔汉学、宋学的标志性人物的江藩，也围绕朱熹《易》学撰作《重刚而不中解》一文。如此情况，在清代汉学经师内部不一而足。由是，当代学术研究，是不是还能够单纯以汉学、宋学为线索，概括学人的学术成就，亦值得反思。
今、古文经学坐标的定位
清代复起的今文学，被部分学人认为是对中国经学史的总结。黄开国指出：“作为经学结束的清代今文经学，绝不是汉代今文经学的简单回复，而是蕴含了汉代以来整个经学发展的内涵。”梳理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整理晚清学术文献时，今文经学不可或缺。清代今文经学涉及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明确清代今文经学与乾嘉汉学之关系，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今、古文经学对立作为串联的学术史叙述方式，成为清代学术史写作的又一范式。
时至今日，清代今文经学处于清代学术史体系的何种位置，依然尚存争议。汉学、宋学分野演进是讲述清代学术史的主要范式，而今文经学作为汉代以来即有传统之学术，似乎与汉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学人言及清代今文经学时亦会安置于汉学系统中。在周予同看来，“清学，又称朴学、汉学、汉古文学（但也包含今文学）”。清代的今文经学应当从属于朴学，是汉学的一环。
部分学人则持其他意见。清代朴学与汉学趋于雷同，可等而观之，然今文经学与朴学并非相同的学问，不能用朴学或是汉学的名义概括清代今文经学。汉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汉古文经学，但不能涵盖汉今文经学。在他们看来，完整的清代学术并非只有汉学，还有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今文经学。汉学纵然是清代学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却只能代表清代学术的某一时间段，而非清代学术的整体。由此引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分期问题。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史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乾嘉汉学属于“全盛期”，并被称为“正统派”。清代今文经学处于 “蜕分期”，代表人物为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周予同将清代学术史分为“启蒙期”“发展期”和“转变期”三个阶段。乾嘉汉学被归入“发展期”，清代今文经学则被归到“转变期”。梁启超将清代今文经学蓬勃视为清代学术衰落的标志，故其所言是立于乾嘉考据学的角度。因为晚清今文经学与乾嘉汉学从研究手段的笃实上而言，已有不少差异。而周予同“转变期”的提法，则是他将晚清今文经学与乾嘉汉学等同，认为今文经学的复起是清代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之后的又一阶段。应当说，周予同围绕清代今文经学“转变期”的概括，确有系统的考量。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可追溯到康、雍、乾时期活动的庄存与。庄存与受到清代汉学复兴的影响，期以学术稳固社会秩序。在此维度上，他将清代今文经学纳入汉学系统中，似乎顺理成章。不过有学人认为，清代今文学复起的主要原因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若据此而言，清代今文经学与以纯学问为内核的乾嘉汉学，似难比类。
从学术史的演进反思学术界相关论争，其本质还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谁统摄谁、清代渐趋统一的学术系统中孰为主流的问题。众多被后人视作汉古文经学的乾嘉经学家，在从事汉学研究之初，并没有尝试分割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他们本就没有区别两者的意识。在乾嘉汉学蓬勃的时期，不论是古文经学也好，今文经学也罢，都是复兴汉代学术所采用的文献资料。而汉学家最为推崇的郑玄，其学术体系本就难别今、古。郑玄取得汉代经学研究集大成功业的主要原因，亦与其兼顾今、古文有着重要关系。所以后人言及清代汉学复兴阶段，先导经师惠栋等人不别今、古文为一大失误的时候，并没有察觉到乾嘉经师复兴汉学并非仅执一端。我们现在从事清代今文经学研究，想要将今文经学抽离出汉学系统，似乎也陷入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窠臼中。
地域学派归属的困局
自清代学术史研究兴起之初，以地域学派为界限进行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为重要议题。张舜徽论及清代学术史研究时即有言：“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莫不认为‘汉学’兴起时，有吴、皖二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卓然称两大师。”围绕清代地域学术流派的划分，最早可以追溯到章太炎《訄书·清儒》，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后人在章太炎理论的基础上，以吴、皖两派为根本进行了诸多阐发，导致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湖湘学派、浙东学派等诸多学派被纳入清代学术地域学派的讨论范畴中。由各个学术追求相近而特色不同的地域学派的联合参与，使得清代学术史异彩纷呈。
但地域学派能否真正成立，一直备受关注。漆永祥提出不同意见：吴、皖两派，包括扬州、浙东等学派的划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且依地域学派对清代学术进行划分，难以明确显示学派的特点；在清代地域学派学术研究中，最为推崇的吴、皖两派忽略了北方的经学家，以至于地域为主的学派划分并不能代表乾嘉考据学各个派别的主要特色。若地域学派真正成立，以何为标准分别各个学派呢？罗检秋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关于清代汉学分派，学术界至今聚讼纷纭，难有共识，可谓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当然，亦有学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维护地域学派的研究思路。杨念群认为：学术群体活动的范围本就不能确定，而正是自然生成流动性的状态才是学派得以确立的保证；对区域的观察恰恰是以某个知识群体活动讲学的覆盖范围为依托，而这种活动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模糊到很难在行政地理区划的意义上锁定其活动的精确幅员轮廓。这实际上回应了能否用吴、皖等学派的分述去涵盖清代汉学主要的特色，以及能否用吴、皖等学派名去概述清代地域学术的主要特点等问题。
回到清代学术史的具体语境中，不论是吴派、皖派也好，还是常州、浙东学派也罢，已经标识出清代学术流变过程中某一地区或群体的主要特色。尽管现在有学者想要单纯依赖研究师承或家学的方式来代替过去的地域学派划分说，但即便以东吴惠氏、江永与戴震、高邮二王等家学与师承为论述界限，仍然脱离不了对群体性学术团体的讨论。围绕这些学术共同体阐发的议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他们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上。那么，从研究目的角度而言，这与选择地域学派作为研究中心，并无二致。
要之，从研究方法与视角上，尽管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但不论是以汉、宋分野为基本研究理念，还是通过今、古文经学之争为切入点，抑或是以地域学派为研究边界，学术界对清代学术的研究既有对中国传统学术旨趣的继承，又有继承后的反思与开拓。通过汉、宋分野等方式关注学术史，其实是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体系观照当下的学术研究的体现，能够为构建中国特色学术理论提供积极的历史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乾嘉吴派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21CZW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