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作为科学的历史，一种是作为文化的历史。前者是出于复原客观历史的目的，在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下进行的。作为文化的历史主要源于文化诉求，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背景下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去丰富、重构一些历史细节。在中国历史上，乡土历史重构在作为文化的历史孕育中所起的作用巨大。
成都武侯祠 资料图片
“乡土历史重构”概念的提出
历史文献记载往往是一个“历史重构”的过程，文献作者依据自己对历史事实认定和性质评价来记载历史，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重构。传统时期，历史研究主要关注宏大历史叙事，传统历史研究主体叙事的重构内容大多是远离社会底层的帝王将相功过、上层制度政策是非，并通过正史、官刻史书的面貌出现。正史、官刻史书往往只是提供了一个宏大的主体历史叙事或者历史空间建构，并不关注乡土中国的历史细节。因此，乡土中国研究需要在乡土历史中去补充、充实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空间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中国除了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作补充、充实主体叙事外，也往往会以虚构、臆测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重构。换句话说，这里的“重构”，也即是一种“虚构”“杜撰”。这就是本文讨论的“乡土历史重构”的内涵。
笔者发现，在作为文化的历史制造过程中，“乡土历史重构”最为重要，往往成为乡土中国的文化大事。2019年笔者在《地名的“雅化”还是地名的“讹呼”——对历史上重庆两块江石名称演变的思考》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乡土历史重构”的话语，后来又分别通过《从金牛道筹笔驿名实看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中国历史上”遍地先贤”现象与传统乡土历史的重构》两文，从筹笔驿位置变化和先贤信仰的“景观泛化”个案对乡土历史重构作了初步分析。这里可以对历史上中国“乡土历史重构”的类型、路径、原因、影响加以进一步分析，这既是历史研究认知的需要，也是认知现实“乡土历史重构”的需要。
“乡土历史重构”的类型
“乡土历史重构”可以分为前贤事迹的重构、历史事件和制度的细化、历史地名的附会和山川位置的重定四种类型。
前贤事迹重构往往是将本乡土或到过本乡土的前贤事迹重新细化，特别是通过“景观制造”和“地域泛化”演进，让细节成为乡土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有关大禹、诸葛亮、关羽、苏东坡等先贤事迹和遗迹“遍地”的现象，出现大量以“东坡”“诸葛”命名的菜品，以及大量有关他们的美食故事，其实很多是不可信的，但却是作为文化的历史存在的。同样，诸葛亮筹笔驿的故事是唐宋时期前贤信仰中“景观制造”的典型案例，宋嘉祐四年（1059），苏东坡与黄庭坚在宜宾思波乡相聚更是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典型的乡土历史重构案例。贵州地区也存在类似案例，贵州地区在历史上夜郎王故迹众多，但多是后人附会。如长顺县夜郎王城，实际上是明代屯田遗址，与夜郎王没有直接关系。
历史事件和制度的细化往往是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下的重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本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但也往往成为“乡土历史重构”的原则。比如，对于诸葛亮征南中这一历史史实，《三国演义》则重构出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不仅将孟获这个南中大姓的汉人重新塑造成少数民族首领，而且让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西南地区还有许多孟获城、孟获庙。清代咸丰年间，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对四川影响巨大，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较多，民间故事也相当生动，但多缺乏历史科学性。如流传李永和从屯上到了牛寨后，马上在牛寨焚香结盟，并选了10个妃子，这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当地人信之者很多。
历史地名的附会也是乡土历史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地名除了基本的方位定点功能外，更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地名命名考订中的臆测往往体现传统的文化诉求。考察重庆五百年的命名臆说，可以看出“乡土历史重构”过程一直延续到近代。臆想推测往往与科学的历史混杂在一起，虚构乡土历史不仅出现在一些传统的“乡曲陋儒”身上，而且一些文史大家也成为“乡土历史重构”中地名本身含义臆测的实践者。如历史上五桂石、乌龟石到夫归石，弹子石到诞子石的地名雅化演变，也是历代众多乡土文人重构的结果。
在乡土历史重构中，山川位置的重新定位也是一个重要类型。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认知多是一种“虚拟空间认知”，如传统中国地理认知中的“某某山（河），在某地北（东西南北）多少里”定位表述，如果山川没有明显而特殊的人文、自然标识，后人和外人往往很难重新用这个定位表述精准地认知具体地理点位。而社会动荡时期，又往往出现“地名传承断层”，这导致如果没有能够定位的前人指引，重新进行“区位重构”会出现更多的认知误差，出现前代许多关隘、山脉、驿站被重新定位而以前的位置反而被历史遗忘无法寻访的状况。笔者将这种地名的集体位移现象称为“地理认知易位”，也可称为“地名整体漂移”。从方法论上来看，也可以称为“山川区位重构”。如笔者通过近些年来对西南地区的一些重要地名的研究，发现历史上的石门、五盘关、潭毒山（关）、大小漫天岭、筹笔驿、赤甲山、白盐山、巫山十二峰、孤云山、两角山都出现唐宋区位失传而明清以来区位重构的现象，重构的区位与唐宋的区位完全不在一地。
“乡土历史重构”的路径
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乡土历史重构”中，总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重构的历史往往都有一个宏大的真实历史背景作为支撑，但具体路径可以分为口述传说制造、口述传说文本化、口述传说和文本传说的景观化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口述传说制造，这是最低级的历史重构。从历史上来看，早期几乎所有主体历史叙事都是口述传承的，如早期对三皇五帝的描述多是通过口述代代相传而来。在乡土地方，口述传承的历史众多，至今仍有大量口述历史传说。如历史上有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口述传说，后来在云南却有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的口述传说，均不见于文本记载。笔者在明清皇木采办研究中，发现叶氏家族采木的历史也只是在当地百姓口中传播，并不见于文本记载。
第二个层次是文本化传说，这个层次在传统社会后期较为普遍。许多传承很久的乡土历史往往很早就以文本为载体，在地方志、家谱、文书、碑刻中多有记载。在人们的一般认知中，白纸黑字的记载，往往更容易使人相信其真实性。如清代以来与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有关的“石牛对石鼓”民谣一直在成都、自贡、简阳、彭山、南充、合江、垫江、中江、宜宾的民间口述中流传，而且已经进入各种文本。“湖广填四川”这一移民运动中本是“冒籍”现象而来的遍地“麻城孝感”现象，很多都在家谱文本中有记载。
第三个层次是口述传说和文本传说的景观化。历史记忆的景观化是乡土历史重构中最重要的路径，但也是最有欺骗性的路径。在人们的认知中，有景观作证往往比文字记载更有说服力，特别是经过历史沉淀的景观制造，人们更为相信其真实性。所以，历史上乡土历史重构中出现的各类诸葛台、东坡井、山谷坡等景观遗迹，以及包含历史典故的地名、物名（如诸葛菜、东坡肉）对一般民众来说更是有历史铁证般的实证效果。
辨析“乡土历史重构”
在中国古代史上，影响“乡土历史重构”的原因相当复杂，也因此使“乡土历史重构”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存在差异。总体来看，“乡土历史重构”中的虚构可以分成客观臆测重构和主观虚构重构两类。细分来看，“乡土历史重构”中的客观臆测重构主要是指重构者由于知识背景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的认知产生偏差或错误，如许多历史地名的区位重构往往多是如此。而“乡土历史重构”中主观虚构重构往往是主观上就有虚构诉求，出于古代国家政治诉求、乡土社会华夏认同、民间功利政绩等需求有意杜撰的。
从古代国家政治诉求角度来看，统治者出于维护家国秩序的目的，废除地方诸多“淫祀”，册封大量官方认定的祭拜偶像，如历史上官府册封过的关公、诸葛亮、江水、岷山、泰山等。乡土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取向是融入华夏，因此，历史上许多乡土前贤事迹的虚构重构，是将华夏历史名人纳入本乡本土寻求华夏认同的重要路径。因此，中国古代乡土文人往往在乡土历史重构上乐此不疲。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历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往往又是真实的历史景象，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缺失而只能以传说故事形式流传，往往与“乡土历史重构”的诸多虚构、臆测混杂在一起，使人们难以区分。如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汉源叶氏家族采木的传说等，虽然没有找到文献记载，但经过实地发掘证明它们是历史上的真实景象。
那么，怎样区别“乡土历史重构”中的虚构景象与历史文献记载缺失而以传说故事形式流传的真实景象，成为历史学者的重大责任。在中国“乡土历史重构”中，口述的虚构传说一旦有了“景观制造”的过程，特别是经过“地域泛化”和“岁月沉淀”两个阶段，虚构传说往往会渐变成“信史”，也就是说虚构历史场景经过几百年的沉淀后会使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纠缠在一起而真假难辨，从而影响到当下的社会历史认知，误导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以致当下社会为争古代名人故乡争论不休。当今乡土社会中对许多虚构传说，特别是对有历史景观支撑的虚构传说，在语言表述上往往是没有“传说”“据传”的语言标记，而从潜意识的思想认知上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我们首先肩负着辨析“乡土历史重构”中作为科学的历史和作为文化的历史遗存的性质，进而提高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信度的责任。因此，首先需要从纷乱的历史现象中剥离那些乡土历史重构的部分，尽可能发现其中原始的、真实的历史场景。其次，在现实社会中，历史学者也不能完全漠视经过历史沉淀下来作为文化的历史遗存，因为这种遗存往往是历史时期各种文化背景的历史见证，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需要得到尊重。最后，历史学者也需要引导、规范正在进行“乡土历史重构”的各类实践者，将许多虚构、杜撰标明标识，使作为文化的历史与作为科学的历史天然就有泾渭之别。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