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经过了数千百年流传，因多经抄录和辗转翻刻等过程，难免出现文字错简、字形讹误等现象。《论语》中的“宰予晝（昼）寝”，就是一个因字形相近而致讹误的典型例子，当为“宰予畫（画）寝”之误。

　　传统解释及质疑

　　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亦称宰我）是孔子的高足之一，《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三国魏人何晏等《论语集解》、宋人任广《书叙指南》、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人程树德《论语集释》等历来注疏，直到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和王力《古代汉语》大多认为：宰予大白天睡觉，引起了孔子的极大不满，所以孔子严厉斥责他没有出息，说他就像朽木不足以雕饰、粪土之墙不足以粉刷一样，不成材料，难以造就。古今学者在“宰予昼寝”这个大前提下，对其具体解释又有不同观点：第一，“昼寝”为昼说，即白天病卧在床。（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论语后录》，“寝”当为“”字，依《说文》为病卧也）第二，“昼寝”为白天待在寝室里。（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野客丛书》：寝者，寝室也，昼当居外，夜当居内，宰予昼居内，故夫子讥之）第三，“昼寝”为居丧期间住到原房里，不合礼法。（陈昌宁：《“宰予昼寝”新说》，《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第四，“昼寝”为正午睡觉，即午睡说。（杜贵晨、杜斌：《“宰予昼寝”新解》，《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程碧英：《“宰予昼寝”再诂》，《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五，“昼寝”为昼御说，指白天男女在内寝中同房交合。（程树德：《论语集释》引《七经小传》；赵建伟：《“宰予昼御”与古代禁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3期）

　　但是，对于这一似乎已成定论的解释，人们也会普遍感觉不可思议。宰予是孔门四科十哲之一，能言善辩，在言语科还排在子贡前面，曾从孔子周游列国。游历遇难时，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齐国和楚国，解围纾困。宰予于鲁悼公九年（前458）去世，后世追封齐侯、临淄公、齐国公。明嘉靖九年（1530），以“先贤”从祀孔庙。总之，宰予是孔子自己极为认可的高足，学识和德行都高于一般士子，何至于大白天上课时睡大觉？即使宰予上课时打个小盹，也不能算是违礼，顶多说是贪睡或者懒惰，或者身体有病或过度劳累使然，孔子也不至于把宰予批评成这个样子。再者说，孔子本人也有“昼寝”的经历，比如“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吕氏春秋·审分览》）所以，“昼寝”不可能成为孔子痛斥宰予的充分理由。

　　对于这种质疑，早在东汉王充《论衡·问孔》里，就已经发起端倪：“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疾宰予，可谓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狱，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将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则与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贤，知孔子责人，几微自改矣。明文以识之，流言以过之，以其言示端而己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轻重，在宰予能更与否。《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观《春秋》之义，肯是之乎？不是，则宰予不受；不受，则孔子之言弃矣。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概括而言，其一，“昼寝”毕竟是小过，用大恶责小过，惩罚过当，难以服人。其二，宰予是孔门佳弟子，孔子自己也是认可的，如此斥责，有些过分。其三，如一个蠢人犯了点小罪过，官府抓去杀头，他定会冤恨，不会心服口服。宰予之过，也是如此，孔子不会如此苛责于他。其四，孔子如此斥责宰予，与孔子作《春秋》之褒贬原则相违，宰予不会接受，孔子斥责也就等于白说。

　　王充的质疑引起了后世学者对“宰予昼寝”的重新考量，而对“昼寝”最早作出新释者是梁武帝萧衍。据唐李匡乂《资暇录》卷上“昼寝”条记：“《论语》‘宰予昼寝’。郑司农云：‘寝，卧息也。’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也。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杇）’。然则曲为穿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愈所训解也。”由此可知，萧衍不赞同汉儒郑众把“宰予昼寝”之“寝”解作动词“卧息”，而认为“寝”是名词“寝室之寝”，他还给“昼”字反切注音，为“胡卦”反，读如“画”，并说这是个错别字，其本字当作“画”。

　　萧衍之后，隋代侯白、唐代韩愈等学者也都从这个角度释为“宰予画寝”。据宋元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昼寝”条记载：“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清人钮琇《觚剩续编》卷一“昼”字条记载，近闻顾氏格轩曰：“宰予昼寝，‘昼’亦当作‘画’，音话，谓施画于寝也。《礼》：‘诸侯画寝。’今以士人而用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圬土墙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责之。不然，宰予为四科之贤，岂有志气昏惰当昼而寝之事乎？”清人周亮工《书影》卷三亦云，乔文衣曰：“经书中鱼亥尽多。后学尊经，遂不敢辩。如‘昼寝’章，先君谓‘昼’，当读‘画’。寝，寝庙也；画寝者，画其寝庙也。诸侯画寝，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垩。春秋僭乱成风，宰予习焉而画其寝，过斯甚矣。‘朽木粪土’，所以明其贱；‘何诛’之责，所以甚其失。不然，一昼寝耳，罪岂至是？”另外，清人李联琇《好云楼初集》、曹之升《四书摭余说》、刘宝楠《论语正义》等都持此说，认为“宰予昼寝”为“宰予画寝”之误。

　　不仅古代学者有此识见，现代学者诸如杨志玖、房建昌、曾闵、王尚文、李凤能等人，也有对此观点继续补充论证者。限于篇幅，此不俱引。

　　“宰予画寝”更符合实际

　　笔者认为，“画”字被讹误为“昼”字，极有可能。首先，“画”（畫）与“昼”（晝）两字的繁体写法极为近似，仅有一竖之差。在古文字中两个字形也非常相近，容易混讹。在小篆中，二字也是一画之差。再往上追溯，战国时期的简牍文字也是这样。比如在楚简中，二字虽有些差别，但结构相同。在《睡虎地秦简》中，二字同样非常接近。而在《香港中文大学藏简》中，二字的字形完全相同，极易混淆为一。这就是说，自春秋战国以降，因为二字的字形都很近似甚至相同，每个时段都存在误“畫（画）”为“晝（昼）”的可能。其次，古代文字因形近而误者，所在多有。所谓鲁鱼帝虎、马焉亥豕，在古文献中颇不少见。古书中有误“晝（昼）”为“畫（画）”者。比如《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擎三大夫御于君。”“平画”之说，没有道理。清人于鬯《香草续校书》认为应改为“孝公平昼”，即“秦孝公平昼闲居”无事，与诸位大夫探讨国家大事。此说言之有据，比较可信。“平昼”者，乃正午之时，为退朝之后。《战国策·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可为佐证。故“平画”当为“平昼”之误。同样，古书中也有误“畫（画）”为“晝（昼）”者。如《孟子·公孙丑》：“孟子去齐，宿于昼。”此“昼”当为“画”地之误。据清人钮琇《觚剩续编》卷一“昼”字条记载：《坦园通编》云：孟子去齐宿于昼。“昼”当作“画”，音获。按《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蠋贤。刘熙注：画，齐西南近邑。后汉耿弇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拔之。即此可证。既然此处“画”可以误为“昼”，那么《论语》中“宰予昼寝”之“昼”，自然也有可能由“画”形误而来。

　　更为重要的是，“宰予昼寝”让孔子发火，有不可思议处。而“宰予画寝”，因为涉及孔子非常在意的“礼”之僭越，孔子怒斥宰予，则在情理之中。

　　古代礼制等级充分反映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礼仪制度兴盛的先秦时期。仅就居住建筑而言，礼制等级不仅表现为不同阶层居住建筑的大小和形制的等级性差异，而且装潢修饰用料用色也要严格按照等级规定去做，否则就是违礼犯规。

　　比如《春秋》庄公二十年：“秋，丹桓宫楹。”《公羊传》断曰：“丹桓宫楹，非礼也。”《穀梁传》说出了具体的礼制要求：“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丹楹，非礼也。”天子帝王宫殿柱子的颜色应是红色，诸侯为黑色，大夫为青色，士为黄色。色彩等级排行由高到低，依次为红色、黑色、青色、黄色。

　　可见春秋时期，严格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地位品阶居住或装修房子。对于“寝庙”的装修施彩，也有具体的规矩：“诸侯画寝，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垩。”即诸侯住所房屋可以雕梁画栋，大夫寝室可以用红色装饰，士（普通贵族）庶（平民）地位较低，一般只用白灰涂抹墙壁。

　　另外，关于宫室建筑的装修等级，也见于古代文献及其注释中。《礼记·明堂位》：“天子之庙饰。”《尔雅·释宫》：“墙谓之垩。”《周礼·地官》：“白盛之蜃。”郑注：“谓饰墙使之蜃也。”《考工记》“白盛”，郑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垩墙，所以饰成宫室。”《礼记》多次记载：“居垩室。”孔颖达疏：“新涂垩于墙壁令白，稍饰故也。”所以说“屋楹循等级用采，庶人则不许，是以谓之白屋也。”“白屋者，庶人屋也。”（周亮工《书影》卷三）

　　宰予此时作为一个尚无官位的学生读书人，应该处于“士庶”一级，只能住在“白屋”之中，而不能在房屋的墙壁和楹柱上绘画施彩。而宰予竟然贸然行事，越礼“画寝”。孔子视礼制为生命，自然会对其不满并斥责。

　　春秋时期“画寝”的越礼，似乎已经成为社会风尚。故“画寝”之俗，多载古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圬人以时塓暝馆官室。”刘向《新序·杂事五》记：“屋室雕文以写龙。”后者就是著名的“叶公好龙”故事，正反映了“春秋僭乱成风，宰予习焉而画其寝”。（周亮工《书影》卷三）

　　再说，如果是“宰予昼寝”，那么也与“朽木”及“粪土之墙”了不相干。而“画寝”正可与“雕木”“涂墙”意义相关。正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案语云：“春秋时，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胜而智氏亡，轮奂颂而文子惧。意宰予画寝，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讥之，正指其事。”孔子所说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垩）土（涂）之墙不可杇也”，正是针对宰予所住房子的实话实说。宰予所居“白屋”，所用梁檩不可能是金丝楠木，一般的朽木用不着雕刻装饰，用白灰涂抹的墙壁上，也犯不着绘画施彩，如此而已。这比宰予“昼寝”更关乎等级礼仪的规范，更能引起孔子的强烈反应。所以，此说更为合乎实际。

　　再者，《论语》中另一处孔子批评宰予的地方，也是因为宰予的问话，有违古代礼制之处。《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由此可知，宰予并不是颜渊那样盲从老师和迷信古礼的学生，而是有自己见解且愿意表达的才智之士。《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可见，他敢于突破礼制规范而直言不讳。

　　孔子之所以批评宰予，很可能不是因为无关大碍的“昼寝”，而极有可能是因为违背礼制的“画寝”。其实，孔子所关心的不是绘画和色彩，而是与之相关联的等级礼制。

　　汉代以前“画寝”已讹为“昼寝”

　　对于“宰予画寝”而受到孔子批评这件事，汉代文献还有间接记载与异代影响。比如《汉书·贡禹传》有“墙涂而不琱，木摩而不刻”，以古人简朴警戒时尚奢侈。颜师古注：“琱字与雕同。雕，画也。”贡禹是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家，“以明经洁行著闻”，精熟《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贡禹传》记载其曾多次引用《论语》之言，分别出自《论语·季氏》“正人乐节礼乐”和《论语·里仁》“君子怀土”两条，也曾化用过《论语·卫灵公》中“义无反顾于师”一条。这里的“墙涂而不琱（画），木摩而不刻”，也正是将孔子评价宰予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之化用，正可表明此时《论语》传本当为“画寝”而非“昼寝”。无独有偶，将此事当作典故来讲的，还有稍晚于贡禹的扬雄。据《汉书·扬雄传》：“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这也正是扬雄《甘泉赋》中的句子，用来规谏宫观奢泰之事，同样也是暗用《论语》“画寝”典故。

　　由此可见，“画寝”之说并非汉儒始有之论，而是当时有些《论语》文本仍作“画寝”而非“昼寝”。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到宰予，却已作“宰予昼寝”了。由此可以推测，“画”之误作“昼”字，当在汉代以前，秦代或战国都有可能。但是汉代有些版本仍保留着“画寝”的记载，故而出现了《史记》和《汉书》对此记载的矛盾之处。

　　1948年8月，著名画家黄宾虹在上海做过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绘画史的讲座，他对于“宰予画寝”的判断清楚明白，颇能说明问题：“春秋时孔子论画，《论语》所记‘宰予昼寝’，其实为‘画寝’之误。‘昼’与‘画’本易混淆，便为宋人所误。（黄先生这里说‘宋人’，不知有何依据。指‘昼寝’说者朱熹，也未可知——引者注）‘宰予画寝’，乃是宰予要在他的寝室四壁绘上图画，但因房子破旧，不甚相宜，孔子见到，就认为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杇）也’，劝他不必把图画绘在那样不堪的地方。假如仍然照‘昼寝’解释，以宰予既为孔门弟子之贤，何至于如此不济？或者仅仅一下午之睡而已，老夫子又何至于立即斥之为‘朽木’、‘粪土’呢？未免太不在情理了。”（黄宾虹：《国画之民学——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美术茶会讲词》，《民报》副刊《艺风》第33期，1948年8月22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