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诸子百家展现了中国古人最为开放的心灵、最为丰富的想象、最具活力的创造，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版图，产生了被后世反复咀嚼、消化、诠释、阐发的经典文本与思想母题。“中国”，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地理意义上的，同样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因为诸子百家创造出了足以与古希腊相匹敌的精彩思想产品和庞大观念系统。
20世纪深受西学影响的诸子学
然而，诸子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兴起，却是在清末民初经学被拉下神坛，西方的学科体制、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当时的人们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寻找与西方学术尤其是西方哲学相匹配的内容，首先找到的是诸子百家，而不是儒家经学。因为诸子百家里蕴含着丰富的、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思想火花。不过，首先这样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内田周平在写作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讲义时，直接拿《史记》的“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的“九流十家”讲先秦哲学，看上去十分偷懒，属于新瓶装旧酒，“哲学”的包装下面，完全还是旧的框架。但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因为通过西学的眼光重新观照中国，诸子百家可以说最接近西方古典。之后，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也是如此，不管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诸子思想都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头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虽然清末民初的时代风潮激活了诸子百家，使诸子思想再次大放光彩，然而这样的诸子研究未必是合情合理或尽善尽美的。首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初衷在于建立起与西方哲学学科对等的中国哲学学科。因此，通过宇宙论、知识论、本体论（存有论）、形而上学等西学框架建立起来的诸子学，就变成了能够让西方人看得懂的诸子学。或者出于提振民族自信的需要，热衷于在诸子中挖掘出不仅西方有，中国人也有，甚至不比西方差的东西。胡适的博士论文之所以研究早已成为绝学的先秦名学，原因就在于找出中国古人也曾经有过的科学思维方式。后来，这种比附式的研究方式在20世纪大为流行。例如，“一毛不拔”的杨朱成了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象征；将“道”视为超越万物之存在的老子思想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将“道”视为遍在于万物之存在的庄子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用康德的道德哲学解释孟子、王阳明，突出道德自律的心性学说；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解释韩非子强调中央集权的法家理论等，不一而足。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都有“削足适履”的特征。
20世纪诸子学研究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直线型思维或单向型思维。表面上看，这样的思维也建立在假设、推理和考据之上，具有科学分析的特征，但致力于把各种各样的思想现象编织到同一线索之上，认为现象与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后一种思想现象一定是对前一种思想现象的继承或批判。通过分析思想现象的前后关系，所有的观念、命题、人物都可以排列出清晰的先后顺序、提炼出纯粹的形态，最终得出具有唯一性的结论。
不仅如此，20世纪诸子学研究另外一个显著弊端是，本来整合的、有机的、彼此密切关联的诸子百家被大卸八块，哲学侧重研究思想价值，历史侧重研究历史背景，文学侧重研究语言特征，不同学科各取所需，但又不相往来，看上去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成果累累，但实际上学科壁垒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诸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了学者的游戏或者生存的手段，研究日渐琐碎化。新一代学者缺乏横向视野，所做的研究更多是掘井式的，但由于视野狭隘，可供开掘的有价值的井也越来越少，使诸子学的生机不免走向衰微和枯竭。
出土文献对于诸子学的刺激
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汉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大量涌现。这些从未经过后人染指的新鲜材料，把思想定格在了时间的某一刻，让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先秦诸子曾经读过的书、讨论过的问题。这些材料有些可以同今本诸子形成对照，如《老子》出现了郭店本、马王堆甲乙本、汉简本四个古本；《论语》出现了定州本、朝鲜本、海昏侯本三个古本；《文子》古本的出现使《文子》伪书说开始动摇；《黄帝四经》中不少文句可以和《鹖冠子》《国语·越语下》对照，使得不少以前不受重视的文献重现光彩。然而，绝大部分出土文献的文本形态往往凌乱不齐，其思想面貌也杂芜纷呈，如果我们要在里面寻找统一的线索、纯正的概念，以佐证后人整理加工之后的体系，往往会令人失望。因此，不仅难以用文史哲这样的现代学科框架，甚至难以用“四部之学”“九流十家”“六家”的方式去分类。即便同一篇文献中也未必显露出清晰的学派面貌，可以供我们轻松地塞入今天的学术框架中。
出土文献研究必须依靠多学科通力合作，仅仅依靠某一领域是无法胜任的。这种通力合作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看，考古、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历史、思想、哲学都必须参与进来，甚至数、理、化、工、农、医、天文、历法、饮食等领域也必须加盟。从纵向看，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学者必须密切关注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就不得不打破原来的学科壁垒。出土文献仿佛是一张大网，把文史哲乃至其他相关领域重新勾连起来。例如，最新公布的清华简《五纪》有近五千字，在古代绝对是一部大书，且很有可能被庄子、惠施、孟子、荀子这些大思想家读过。其中，神话、历史、天文、数术、五行、人伦、军事等无数知识被精致地交织在一起。
因此，出土文献让我们看到了包含诸子又超出诸子的极其多元复杂的思想世界。而这个思想世界才是诸子产生的真实背景。我们不仅要继续通过传世文献研究诸子百家，更要借助出土文献了解前诸子的世界。我把诸子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典型诸子”，指春秋晚期诸子，如老子、孔子、墨子、孙子、管子等，他们思想的发生，很可能和《汉书·艺文志》说的王官之学有关。另一类是战国中期以后的“典型诸子”，如孟子、荀子、庄子、文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他们思想的形成，既可能受到“非典型诸子”的影响，也可能受到战国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其创作年代大部分正好在“典型诸子”之前或者同时，那时各家还没有显示出强烈的学派意识，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出土文献观察“思想聚焦”的过程。
除了“思想聚焦”，我们还可以借助出土文献观察“文本定型”的过程。诸子百家文本的确定，一在汉初，基于政治思想；一在两汉之间，基于刘向、刘歆等人的图书整理。但出土文献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关键环节。例如，从“述”与“作”的形态来看，老子、孔子等“非典型诸子”“述而不作”居多，“典型诸子”的文本形态，则“作”大于“述”，创作意识更强，刻意突出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转化“非典型诸子”，利用身边各种知识、传说，为自己的理论服务，是他们的重要特征。到了学派意识强烈之后，则进一步综合“典型诸子”与“非典型诸子”，通过强化学派特征，把不同时代的文献融合在一起。
以“古典学”概念开创诸子学研究新天地
现在的诸子百家研究已经和20世纪大不一样，材料不同、方法不同、观念不同，需要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通力合作，需要不断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借用文史哲的学科分类已经无法涵盖、无法应对，我们必须寻求更为有效、更为灵活的方式去整合新的研究对象。这种情况下，“古典学”概念就呼之欲出了。“古典学”可以打通日益僵化的学科壁垒，更好地保留诸子思想的生动鲜活、多姿多彩，可以为诸子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古典学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方法和理论，我们不反对外来的理论与方法，但目的在于借鉴，而不是简单的套用和比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