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零散散写了数篇西汉作家枚乘的短札，一时难觅可以继续发掘的“题目”，遂想当然地自以为寥无剩义。近来偶检当代以来枚乘研究的学人撰述，余冠英的《七发》（今译）跃入眼帘，霎时惊喜而又扪心自愧，竟然“忽略”了这么一位著名学人的枚乘研究成果。

　　《七发》（今译）于1959年出版（中华书局），书页已经泛黄，装帧设计的袖珍小巧令人再三捧读，都不忍释手。学术的厚重不仅体现在富有沧桑感的历史尺度，还呈现着浓郁的学人治学风范和鲜明的学术个性，这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有温度的学术史。阅读《七发》（今译），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学术味”：既蕴含着独具个性的研究心得，也是管窥个人写作与集体性的文学史书写及时代背景三者互动性的典型个案。

　　余冠英是古典文学研究名家，自1953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即任职于斯，在古典文学整理普及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有《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等。与文学所同人的同类著述一起，形成了影响学界的古典文学“选本”范式。他还是文学所集体项目《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总负责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第一种权威的文学史著述，至今都有学术影响力。

　　余冠英的《七发》（今译）体量不大，似乎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如徐公持主编的《余冠英学术年表》即未列该著，故有必要略作介绍。这部《七发》小册子由三部分组成，即余冠英的“介绍”（相当于“前言”）“今译”和署名萧平的“注”，实际上“今译”也附有简要的注释。萧平是谁？一度揣测即余冠英本人，因为两人笔下的注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我曾向《文学遗产》编辑部退休的卢兴基先生请教，也托人咨询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可惜都还暂未有明确的结果。

　　“介绍”和“今译”是余冠英构筑的整理《七发》的架构，前者意在揭示《七发》创作的思想旨趣、艺术特色及其文学史意义，属于文学史论的范畴。“今译”这种整理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比较流行，目的是古为今用。“今译”及所附的注释即着眼于古典文学作品阅读普及的需要。就译文的生动流畅和笔调优美而言，“今译”又称得上是一篇本色当行的散文，这与余冠英的作家角色是分不开的。总起来讲，“介绍”与“今译”可谓融合了义理、考据与辞章，很能体现余冠英的治学风格：古典研究与文学创作兼擅，艺术鉴赏与文本细读并重，作家作品的整理考订与文学史识相互观照，值得今之古典文学研究者借鉴。

　　余冠英在1955年曾发表《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有什么意义》一文，写道：“读古典文学的困难比起读现代作品来自然会多一些，语言上的障碍一定是有的，某些特殊的表现方法可能是不容易了解的，作品的时代背景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搞清楚的。这就需要注释、介绍、评论的帮助。”1980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译事考虑周到，对原作体味深细，译笔不但达意而且多姿。”此虽是称誉他人译事而言，但《七发》的今译恐怕也“贯彻”了这样的标准和要求。他还有一篇《文学有我》的文章，提道：“我所好的文学作品，其中所有的思想情绪往往即是‘我’的。”这都为理解余冠英所从事的《七发》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回到《七发》（今译），“介绍”俨然是《七发》的文学史论，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和判断。例如，分析《七发》的谋篇布局，称借助主客问答将全篇的七件事以及开篇的“序曲”联系在一起，认为该结构形式是枚乘首创的，充分肯定了《七发》的赋史地位。接着从文学的源与流这两重角度，力图整体把握《七发》的文学史面貌。就其“源”，称：“这种结构形式显然受到《楚辞》中《招魂》《大招》两篇的影响，或许和先秦纵横家的游说之辞也不无影响。”由此抉发出《七发》的创作采用了《招魂》《大招》及纵横家之辞“铺陈列举的写法”的观点，对于思考汉赋本质特征“铺陈”的来源问题是很有启发性的。就其“流”，称：“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的大赋（典型的汉赋）更发展了这种铺陈列举，也运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似乎又受到《七发》的影响。”

　　通过“源”与“流”的细致考察，《七发》的文学史意义也就有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即《七发》“可以代表从楚辞到典型汉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该说法未将《七发》视为典型的汉赋，也并未写入文学所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而“上古至隋”段的文学史编写正是由余冠英主持的，原因是否有其他的学术考虑，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该见解迥然有别于其他文学史家的判断。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七发》是新体赋即汉赋形成确立的标志性作品，当然是属于典型汉赋的。不难看出，文学史家针对同一篇作品的评价存在不同意见，而文学史的研究本就有其开放性的一面，对于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可避免地见仁见智，保持一定的学术张力恰是文学史研究丰富性的体现。

　　“介绍”除就《七发》进行宏观的文学史讨论外，也对作品的内容旨趣有所阐述，重视文学史识与具体文本分析的结合。如称《七发》的用意是，“批评统治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身就是病。腐朽的生活源于腐朽的思想，就是那‘浩唐之心，遁佚之志’”，故创作“不失讽谕精神，所以能够继承《楚辞》的优良传统”，这就为《七发》创作受到《楚辞》影响的文学史判断提供了依据。接着就作品的铺叙结构逐一解读，称：“《七发》铺叙否定事物是有一定分寸的。他从酒肉、声色说到田猎、观涛，然后转到正面的‘要言妙道’，实际上是在逐步地扩大楚太子的眼界……对于田猎和观涛，作者并不完全否定。”这就又对《七发》采用“铺陈列举的写法”的判断提供了文本支持，还进一步结合作品称赞该篇的铺叙“既不平实，也不泛滥”，而能就各段之间的“详略轻重有适当的安排”，“每段之中叙述描写有许多变化”，故能“免于呆板”。引用的这些话，大多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文学所集体编写），印证了该著枚乘部分是以余冠英的此篇“介绍”为蓝本的，个体的学术意见转化成了集体性质的文学史书写。

　　“今译”充分体现了对原作的“体味深细”，故力求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例如《七发》的这一段话：“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卹然足以骇矣。观其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倘兮，浩瀁兮，慌旷旷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今译为：“初到时还不曾见到涛的形状，不过看水力所到之处，已经令人大大吃惊。看那水力所陵驾的，所拔起的，所激乱的，所结聚的，所泆荡的……既而目迷神乱，心惊胆战。浪涛滚滚而来。初时迷茫一片，少时奇峰突起，忽然声势浩大，超越旷远……而它的边际煞费想象。”

　　再者就是翻译做到了“达意”和“多姿”，也就是优美的散文笔调。例如《七发》里的“歌曰：麦秀蔪兮雉朝飞……蚑蟜蝼蚁闻之柱喙而不能前”。今译为：“那歌词是这样：‘麦芒尖尖啊野鸡晨飞，面向废墟啊背倚枯槐，道路穷绝啊溪流迂回。’鸟儿听了，拢起翅膀不再飞。野兽听了，垂下耳朵不再走。虫蚁听了，支起嘴巴不再前进。”译文还注意对偶、排比句的使用，以与《七发》具有的俳赋特点相契合。所附注释也有解人疑惑之处，如古人搞不清“冒以山肤”的“山肤”何解，注以“石耳菜”就解决了该问题。

　　古代的赋体作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曾受到过批评和贬低，认为是脱离人民性的形式主义。余冠英先生承认，汉赋就其总的成就而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也同时提出应持辩证看待的态度，不宜全盘否定、一概抹杀，而是“从遗产吸收有益的东西，从古人的创造取得参考和启发”。《七发》的“介绍”和“今译”，正反映了他在古典文学整理研究中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事实上，以科学而客观全面的眼光挖掘、传承、评价和弘扬古代文学遗产的价值内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