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广东党组织为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发挥妇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派遣了近百名中共女地下党员隐蔽身份打入国统区。她们埋头苦干，抢救妇孺、训育妇女、慰劳募捐、增加生产，在取得国民党上层信任的同时，也落实了党组织交办的任务。在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逆流期间，她们或坚守岗位，下沉农村；或听从组织安排撤退，复学搞学运。胜利前夕，部分未暴露的中共党员又返回国统区继续隐蔽，联系尚在潜伏的同志，积聚力量，为中共广东抗日武装输送革命血液作出了贡献。

　　做好统战工作落实组织安排

　　1939年，在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夫人吴菊芳创办省妇委会之初，邓颖超即推荐中共党员区白霜（区梦觉）协助承办。区白霜请示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区到那里工作，可以争取多做抗日救亡工作，又可间接推动李汉魂抗日”（《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吴菊芳很尊重区白霜，“该会的章程、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等，都由区白霜起草，在人事安排如委员、组长等的人选，以及各组实际工作人员的确定，区的意见均起重要作用”（《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这样，一批中共女地下党员也悄然进入省妇委会，如杨行被任命为文化事业组干事，其“具体工作均由区白霜安排”（《韶关文史资料》第7辑，韶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6年）。

　　不久，国民党即发动反共逆流，区白霜被排挤离开，杨行、关景霞等中共女地下党员坚守岗位，继续潜伏，工作计划仍由区秘密“指示地下党员去争取实施”（《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除吴菊芳外，中共女地下党员还很注意团结陈明淑（国民党员、省妇委会总干事），中共的许多工作建议都是“通过她同吴菊芳商定的，基本上都得到实现”（《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陈明淑“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贯信任和依靠中共地下党员工作”（《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甚至“在死前不久，还递交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韶关文史资料》第9辑，韶关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7年）。1939年6月，国民党着手筹备战时妇女干训班，由于当时反共逆流迹象严重，准备担任训育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梁渭容要撤离，区白霜立即通知杨行争取接替，使训育股仍掌握在中共手中。但这件事如要取得省妇委会训练组长李峙山（国民党保守派）的允许是困难的，杨行便“直接通过吴菊芳、陈明淑的同意，接替了训育股长职务”（《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其后，曲江定为组训妇女实验区示范县，实验区主任和曲江县、韶关市、连县等妇委会的历届总干事，都是经“地下党组织决定后，以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安排地下党员去担任的”（《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此外，在宣传、舆论上，《广东妇女》半月刊是一个阵地，中共地下党员关景霞、黄蕊秋曾先后主编过，通过地下党员的间接影响，使“这个刊物基本上能登载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政策……讨汪肃奸，要求实施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等等内容的文章和评论”（《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籍此，中共“对抗战的方针，对妇女运动的方向，以至抗战期间妇女工作的具体内容等都在省妇委会以及各部门得到实现”（《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抢救妇孺、募捐慰劳和增加生产

　　首先，中共女地下党员打入国统区后，坚持立足岗位，不遗余力地抢救难妇。广州沦陷后，女地下党员分批抢救妇孺回韶关。1939年粤北会战后，她们前往粤省各地展开救助，至1943年“共抢救了妇女数百人，儿童一万一千多人”（《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其次，中共女地下党员还组成战时工作队，“深入农户、街头和圩镇，歌唱、演剧宣传抗日救国，施医赠药为群众服务，办识字班提高民众文化”（《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此外，组训妇女也是这一时期中共女地下党员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对农村妇女实行政治、文化、军事、生产技术的训练，号召妇女积极参加抗战。经过组训，各乡镇妇女冲破束缚，“在街头或到伤兵医院做了不少抗日宣传、慰劳伤兵、义卖捐献等工作，改变了农村妇女的面貌”（《韶关文史资料》第7辑）。

　　1939年12月，韶关危急，中共女地下党员应上级要求，大都留在前线进行征募慰劳。日间煮粥劳军，慰问伤兵，晚上还“帮助军队搬运子弹”（《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其后日军败退，女地下党员在韶关周围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征募钱物，并到战区抢救妇孺。此次征募劳军工作，“共发动和组织了一千人以上的妇女参加战时战地工作，征了现金二十三万元，物品（代金）二十九万元”（《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妇女生产工作团“各部的负责人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该团设有织布、工艺等部，“为打破日本侵略者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短缺日用品的困难作出了一定贡献”（《韶关文史资料》第15辑，韶关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90年）。从1941年始，每年在韶关举行的妇女生产品展销会，产品都以生产团生产的产品为主。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到生产团参观，认为“很有希望”（《一代英姿》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培养妇女干部 输送革命力量

　　战时需要大量妇女干部开展工作，地下党在培养妇干方面，也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如1939年的妇女干训班，即是区白霜“草拟了训练计划，交杨行去争取实现”（《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此后直至1943年，妇女干训班皆有中共党员参与，争当骨干，“在学员中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合法资历，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派一些地下党员如张依帆、黄惠芳等参加学习”（《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通过干训班及其他方面动员到的进步女青年，地下党组织都安排其在各岗位上担任负责工作，“她们政治上有地下党的经常教育和领导，工作上有实践的岗位，在复杂的斗争中，都锻炼成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这一时期，粤省中共地下党组织还做了大量教育、培养入党对象的工作，吸收了一批党员。省妇委会、战时工作队、妇女生产团及其他各部都曾建立地下党支部。1940年5月，省妇委会成立党总支，直属北江特委妇女部领导，由杨行“任总支书记兼上层统战工作，关景霞任宣传委员兼妇女生产工作团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冯娱修任组织委员兼曲江县新运妇委会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

　　反共逆流高潮时期，虽有个别地下党员被迫撤退，或复学搞学运，或前往抗日根据地，但留下来的党员仍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坚守岗位工作，或下沉农村，隐蔽更深。

　　1944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联系杨行，交给她动员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学生参加东江纵队的任务。各地下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分别“串连了一批男女进步青年以及大学（中大、文理学院）师生”（《广东党史资料》第4辑），分批前往各游击区，而后又奔赴粤省前线，“担任部队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粤北抗战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集》，内部发行，1985年）。

　　全面抗战时期，这些隐蔽在粤省国统区的中共女地下党员，争取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机会，积极发动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行动，潜移默化影响国民党上层，做好统战工作，想方设法实现党组织交派的任务，并“及时地向我党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情报”（《特支十年（1937年9月—1947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基本实现了战时中共的方针政策，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