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认为，中世纪经济社会变迁主要是由人口和资源的周期性变化造成的。黑死病以前，人口和资源之间矛盾严重，农民生活水平恶化；黑死病以后，人口减少，农民生活自然而然地趋于改善。上述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晚近以来的商业化理论和社会转型研究反驳了新人口论的观点，将中世纪中期以来的英国历史视为城市化、货币化、劳动专业化和结构转型的过程，体现出一种制度创新驱动的新中世纪观，人口、资源和黑死病不再被视为中世纪中晚期发展的主要动力。
黑死病以前农民生活水平初步改善
中世纪中期英国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1086年，总人口约为175万—225万。根据1377年人头税报告估计，总人口约为250万—300万。以此为基础，加上黑死病造成的大约50%的死亡率，黑死病以前的1347年总人口为500万—600万人，比1086年增长了近两倍。那么，增长的人口是否可以得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察黑死病以前农民的生活水平。新人口论的代表人物波斯坦认为，13世纪是中世纪中期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民各阶层生活水平相差较大。富裕农民生活无忧，但中等农民和小土地持有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拥有半维尔格特（约20英亩）土地的中等农民，在正常年景下可以保证五口之家每人每天获得大约2000卡路里的能量，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小土地持有者拥有三五英亩土地，只靠土地收入不足以为生，每年必须打工250天方能补贴家用。但是，农业雇工的工作总是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因而小土地持有者入不敷出，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
可见，新人口论所说的中世纪中期生活水平的恶化并非指所有农民，小土地持有者即雇工成为13世纪英国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恶化的争论焦点。实际上，长期受聘的雇工的生活可以得到基本保障。领主自营地的全职仆人每年获得36蒲式耳（相当于4.5夸特）的谷物工资，可以为他们每天提供5磅面包。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每年人均消费口粮通常为1夸特，一个持有20英亩土地的农民家庭一年消费6夸特谷物（其中2夸特用来酿制麦酒）。因此，庄园仆人的谷物工资完全可以满足其家庭口粮消费。此外，在黑死病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雇工的实际工资或工资购买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13世纪早期，温切斯特主教地产的农业雇工购买“消费品购物篮”需要24—26个工作单位，1270—1330年增加到27—36个，黑死病以前的20年减少到22—23个。这意味着，黑死病以前，雇工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付出的工作单位数量正在减少，生活水平趋于改善。
总的来说，中世纪中期，英国农民在正常年景过着罗杰斯所说的“粗糙但丰富的”生活。诚然，各阶层的生活水平有所不同。黑死病以前，农民的饮食结构以面包和麦片粥为主，富裕农民可以经常喝麦酒（中世纪啤酒），而中等农民和雇工有条件时才能喝到。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是奶制品、牛肉和腌肉，只有富裕农民才能大量消费。农民也吃鱼，但在斋戒日时许多农民只吃面包、奶酪、洋葱和麦片粥。此外，农民家的菜园提供洋葱、韭菜、大蒜、卷心菜、苹果和梨等，村庄周围的荒地可以打猎、捕鱼和采集。这些食物可以为农民维生素和蛋白质。不过，由于劳动力竞争激烈，名义工资上升缓慢，食品价格快速上涨，雇工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慢于中上层农民。
黑死病以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社会保障。农奴的习惯保有地可以享有多种权利。与寡妇产、继承权和买卖权等一样，赡养权也属于习惯保有地的一种权利，新持有土地者无论是不是亲属都要履行该义务。年老体弱的农奴可以将土地交给年富力强的家庭成员甚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签署赡养协议是老年农民的普遍养老办法，由庄园法庭监督执行。退休农民的具体待遇以赡养协议为准，标准高低与人口压力高低有关，但主要取决于退休者转移财产（主要是持有地）的多寡。大多数赡养协议可以为一个退休农民每年提供9—16蒲式耳口粮，中间值为12蒲式耳（相当于1.5夸特）。这些谷物足以提供每天大约1.5磅或1.75磅面包。现代饥荒救济方案确认每人每天1磅谷物足以维持生命。1.75磅可以提供2000卡路里，让退休者有足够能量从事轻微劳动，而承担重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每天需要大约2.25磅面包。
有理由说，在黑死病以前的至少一代人时间，英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处在改善之中，营养不良和身体缺乏抵抗力并非普遍情况。
黑死病以后社会转型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长期以来，黑死病被赋予了划时代意义，似乎历史变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各国皆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在黑死病以后并没有发生社会转型，唯有英国是一个例外。
其一，黑死病推动英国放弃了中世纪人口学模式。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生活资料丰富可以提高生育率，反之则降低生育率，这种人口与资源的动态关系呈现周期性循环。黑死病导致英国一半人口死亡，此后近两个世纪中人口进一步下降。英国人口恢复到黑死病以前的水平，既不是在中世纪，也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据哈彻估计，1400年英国仅有200万—250万人，以后并没有多大增长，1500年仍然如此。直到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口仍未达到中世纪的峰值600万人。工业革命后，英国人口才开始快速增长。
显然，英国人口没有像中世纪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在15—16世纪恢复甚至超过黑死病前的水平。戴尔认为，1348年前直至1540年，英国人口数量低迷的主要原因不是瘟疫导致的高死亡率，而是低出生率造成的。低出生率源于城乡各阶层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大多要外出做“生命周期仆人”，所以他们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推迟到26岁。晚婚使得妇女生育期缩短，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从而导致人口出生率较低。此外，独身者占有较大比例，也是导致人口数量较低的原因之一。黑死病以后，在年轻人中广泛实行的“生命周期仆人”的制度变革，有助于晚婚晚育和降低人口出生率，充当了抑制人口的工具，促进了中世纪人口学模式的转变。
其二，黑死病以迂回方式加速了农奴制的灭亡。英国农奴制开始较晚，灭亡较早，黑死病对加速农奴制的解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农奴制的主要标志是劳役地租和各种奴役性捐税。实际上，早在13世纪，大部分农奴的劳役地租已经折算为货币地租，集中经营的领主自营地主要依靠庄园全职仆人和临时雇工耕种。黑死病以后，劳动力短缺，雇工工资上涨，领主企图恢复农奴的劳役地租，导致所谓“封建反动”。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提出要废除劳役地租。尽管起义被镇压，但劳役制在10年后被废除了。15世纪，随着自营地大量出租，领主彻底退出了生产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奴使用货币赎买奴役性税收，获得人身自由，农奴制名存实亡。可见，黑死病不仅没有自然而然地导致农奴制的灭亡，甚至还在短时间内强化了劳役制。然而，农民起义阻止了领主发起的“封建反动”，对废除农奴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法国和德国农奴制的废除，则要等到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改革以后。
由于告别了中世纪人口学模式和农奴制，黑死病后农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对雇工而言，黑死病后人口锐减，劳动力竞争减少，食品价格低廉，有助于实际工资的改善。但是，名义工资增长受到了限制，1349年《雇工立法》试图将工资冻结在黑死病以前的水平。1351—150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6部相关的法律，但在雇工斗争下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名义工资上升和食品价格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中世纪晚期尤其是15世纪，农业雇工和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快速增长。在14世纪五六十年代疫情频发的混乱时期，农业雇工和建筑工人购买消费品购物篮需要花费的劳动单位分别上升到24.5天和32.5天。14世纪70年代以降，农业雇工和建筑工人的工资购买力迅速提高。农业雇工在14世纪70年代降为19个，15世纪最初10年为16个，15世纪40年代为12个。建筑工人在14世纪70年代购买消费品购物篮需要27个工作单位，15世纪最初10年和40年代则分别降为21个和14个。15世纪被罗杰斯誉为雇工的“黄金时代”，他们的实际工资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880年。
中世纪晚期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改善，在饮食结构上表现得十分显著。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农民饮食结构出现三个突出变化：一是小麦消费增加，在庄园仆人的谷物工资中，小麦比例上升，更多家庭拥有了自己的面包炉；二是农民可以经常饮用麦酒，许多村庄的麦酒馆在领主允许下建立起来；三是他们可以吃到更多肉类，农村屠夫生意兴隆。换言之，中世纪晚期，英国底层农民告别了糊口经济，过上了温饱生活。
15—16世纪英国生活水平居西欧之首
15—16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已超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曾在欧洲大陆长期生活的英国人对此做过详细描述。亨利六世时期的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最早将英国人的衣食消费与法国进行对比，称赞英国普通人可以享用更多肉食、酒类和服饰等必需品。玫瑰战争期间，福蒂斯丘追随英国王室在法国流亡八年，对那里的生活有着深入了解。他比较了英法政治制度的优劣，指出英国的有限君主制使英国人获得了良法善政，免于横征暴敛。其结果是，英国人变得较为阔绰，拥有充足的金银和生存必需品。他们除了啤酒以外不喝白水，饱尝各种鱼肉珍馐，从头到脚穿着精细的羊毛衣衫，家中有丰富的床上用品，还有各种羊毛织物，他们备有名目繁多的器皿和农具，享受一种安宁而富裕的生活。而同期的法国实行绝对君主制，恶法苛政，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福蒂斯丘并不认为他在15世纪中叶描述的这片富庶而自由的国土上的情景是新生事物，他认为英国与众不同之处古已有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优渥的自然条件、有限君主制、普通法等。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主教约翰·艾尔默曾被放逐到欧洲，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在此期间他访问了法国和德国，并搜集了意大利的资料，将英国、意大利、德国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意大利农民所谓的富裕，不过以麻衣为华服，饮食和用度消费无不追求廉价。每逢集日，意大利人将家禽和鸡蛋出售，以换取食油，用来调制野菜沙拉，维持一周食用，无力像英国人那样购买牛羊鱼肉。德国的境况虽比意大利略好，然而德国老百姓食用根块多于食用肉类。他提醒道，推己及人，英国人应感到非常幸运。欧洲大陆人吃野菜、根块，英国人吃牛羊、黄油、奶酪及禽蛋；大陆人每天喝白水，英国人则畅饮啤酒；大陆人从市场买回野菜沙拉，英国人带回精肉，且囊中饱满；大陆人何尝得见海鲜，英国人尽可大快朵颐；大陆人纳税直至骨瘦如柴，英国人则可为儿孙后代积蓄存储。他将造成英国和欧洲大陆民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后者实行绝对君主制，并提醒实行有限君主制的英国人严加防范。
来自同时代外国人的记录也表明，英国普通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超过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等欧陆国家。1497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安德里亚·特雷维萨诺撰写了一份题为《英格兰岛记述》（或译《英格兰岛纪实》）的报告。尽管英国经历了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经济社会遭到了极大破坏，但他仍被英格兰的财富深深打动：英格兰之富裕，欧洲任何一国都不能望其项背。他认为，英国的富裕应归功于土壤极度肥沃、贵金属锡的销售、羊毛的非凡丰产。不仅如此，英格兰的财富分布得相当广泛，小客栈的主人不论多么贫贱，都用银碟、银杯，不备此物的人被视为无名鼠辈。英国人即使在战争期间，哪怕激战正酣，也照样追求朵颐之快、享受种种怡乐。货币和贸易遍及英国全境，普通百姓或投身于贸易，或经营渔业，或者从事航海业。他们孜孜从商，甚至不惜立契借贷。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来自荷兰安特卫普的历史学家和低地国家驻伦敦的商务领事伊曼纽尔·范梅特伦侨居伦敦。他在遍游英格兰和爱尔兰后发表评论说，英国人享用大量肉食，衣着优雅、轻巧和昂贵，但是他们喜新厌旧、追求奇装异服，时尚每年都在变化，男女皆然。英格兰人注重打扮，出门骑马或旅行也要穿上最好的衣服，这与其他民族的习惯恰恰相反。他相信，英格兰的财富来自牧羊，甚于来自苦作。他们无须像其他民族那样拼命干活，不如荷兰人或法国人那样勤俭节约，他们在慵懒之中度过大半浮生。他们养了很多懒惰的雇工，却不肯辛苦耕作农田。
16世纪90年代，德国勃兰登堡的法学家和律师保罗·亨茨纳访问英格兰，盛赞英国的富庶。他看到大地上硕果累累、牛羊成群，居民养成了饱食终日、不事农耕的习惯，三分之一的土地未经耕作，仅用于放牧。绵羊成为居民的主要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羊毛”来源，来到英国的富商大贾带着金钱购买这一商品。他认为，与法国的同等人相比，英格兰居民消费面包很少、消费肉食较多，而且喜欢在饮料中加很多糖。更有甚者，他们的床上铺着花毯，即使农夫也不例外。他们的住房一般是两层楼，装有玻璃窗的房屋在这里屡见不鲜。此外，另一位德国人亨利·迈斯特在一篇访英游记中也表示，我不强加于你，但是我要说，尽管英格兰雇工比法国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却工作得更轻松。你只要考虑到英格兰农业雇工的工资更高、饮食更丰，因此更有力气和积极性完成自己的工作，你对我的说法就不会太过怀疑了。
总之，以往夸大人口、资源和黑死病对中世纪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它们不会对经济社会变迁带来实质性影响，欧洲大陆的情况就是如此。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步的，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从高到低的特点。改善的起点发生在黑死病之前，农民的饮食得到初步改善，养老获得社会保障，雇工生活改善程度不如中上层农民。黑死病以后，英国率先放弃了中世纪的人口学模式和农奴制，恪守有限君主制政体。这些制度创新促进和保障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英格兰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彻底摆脱了传统社会的内卷化。这种改变是不可逆的和可持续的，初步具备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与品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