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1889—1981），原名经喜，又名昌权、希禹，著名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1889年10月20日，出生于湖北石首。1912年考入武昌江汉大学，次年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学，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15年参与领导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组织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同李大钊等创办会刊《民彝》。1922年参与组织山西学术研究会，创办《新觉路》半月刊。1925年任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教务长，后应董必武之约加入中国国民党，另在武昌中山大学兼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初识农讲所实际负责人毛泽东。1928年到上海多所学校任教，其间与李达等创办《双十》月刊并任主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观点。193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3年起辗转多地任教，但仍不忘宣传马克思主义。1937年经张云逸同志面谈，北上武汉从事抗日统战活动并创办《民族战线》周刊。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在周恩来指示下以民主教授身份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45年起主编《民主星期刊》《唯民周刊》等民盟刊物。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山西大学首任校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兼山西省体委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73岁。邓初民一生创办了多种报刊，发表有关时政、历史、哲学、文教、游记等方面的文章三百余篇，另著有《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世界民主政治新趋势》《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社会进化史纲》《民主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常识讲话》等。
邓初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创者，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在近现代中国的暗夜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邓初民以一腔爱国热忱，认定了这个主义，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传播。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邓初民把著书立学和中国革命实际紧紧联系在一起，面对列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强音。田汉同志称邓初民的讲演是：“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波江。”他的社会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丰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
爱国：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轨迹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九曲荆州”的荆南中学大声反复朗读梁启超雄文的少年，叫邓希禹。在希禹读石首县高等小学时，中国教育改革先行者刘树屏编纂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石板印刷 1901年）成为全国各小学堂通行教材，打开了少年学子通往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大门。在荆南中学时，希禹接触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新思想，在现实中目睹清政府一系列对外卖国对内镇压民生多艰的惊心现实，开始萌发救国富民的志向。辛亥革命后，希禹考入武昌的江汉大学，接触到了社会主义，阅读了社会发展史的书籍。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少年在蒙学经学中练就文思俊逸，在新思想新思潮的涌荡中选择“为共产主义的初民生活理想而奋斗”，他为自己改名为邓初民。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觉醒与复辟纵横，进步与逆流交织，民主革命的巨变并未将中国带入现代社会发展的坦途，反而成为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1913年，诞生于革命中心的江汉大学也不再是青年学子求学的桃源之地，在校长宋教仁遇刺后停办。为寻求救国道路和革命真理，邓初民选择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后，邓初民考入被称为政治家摇篮的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学。东京法政大学的图书资源丰富，他在这里对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政府合法性和政治心理等方面进行了扎实刻苦的学习。此外，邓初民还广泛涉猎了当时流行于日本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阅读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聆听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河上肇讲授《资本论》，成为最早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之一，为日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和学术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秘密勾结，此事被公开披露后，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留日学生迅速组织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掀起反袁称帝运动，反对订立丧权辱国条约，邓初民任总会评议会会长。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反对订约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痛斥袁世凯此举为“弥天之耻辱”，号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保卫山河，有力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的展开。随后，邓初民与李大钊、高一涵为编委，创办留日学生总会月刊《民彝》，主要刊登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人反袁称帝的文章。此外，邓初民还与被袁世凯解散后到日本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共同组织成立“神州学会”，结识了早期同盟会成员、后因反袁运动被通缉而到日本的林伯渠，并在编写会员通讯的过程中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成仿吾等更多进步人士。
1917年，在邓初民日本学成归国之际，正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带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是不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第三文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否走社会主义之路？可否在中国发动群众以革命实现国家改造？苏俄以革命实践提供了答案。在发现俄国国情与中国国情的诸多相似之处后，邓初民更加坚定：“这就是中国要走的路！”回国后的邓初民，从山西省图书馆到上海多所大学，再到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西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随着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邓初民的毕生事业。
求索：政治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求实派
“科学绝不是理论的游戏，政治科学亦然。”这是邓初民求学时就奉为圭臬的准则，也鲜活体现在他投身救国的理论与实践中。五四运动前后，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和其他观点、流派和主张。“隔着窗纱看晓雾”，这是当时思想界的真实写照。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全国大多数进步学者探索的问题。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三篇文章，为寻求革命真理的进步青年拨开了迷雾。1922年，邓初民和山西的进步学者组织成立山西学术研究会，创办了刊物《新觉路》。邓初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吸收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中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阐释，在《新觉路》创刊号上发表《怎么改造中国》，在《东方杂志》《申报》等报刊上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与普遍的民主》《政治问题之根本讨论》等文章，明确表示“离开了马克思的学说，连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也不能成立，一切都成了废词”，“普遍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组织之下，才能实现”。邓初民把这些理论通过开办工人夜校进行教授传播，帮助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及其子女学习寻求自身解放的道理。
“君子藏器于身，适时而动。”邓初民获悉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消息，特别是在知晓李大钊、毛泽东和林伯渠等旧识也投身其中时，决心回南方参加革命。1925年2月，邓初民赶赴武汉担任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教务长，履职不久，当时为国民党员身份的董必武就亲临法科大学与他面谈，盛邀邓初民参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工作并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邓初民“极其高兴地答应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热潮使得革命形势日渐高涨，邓初民带领青年学生、民众连夜赶制标语、传单，策应北伐军夺取了武汉三镇。他在后来深情感怀道：“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里，我有幸在董必武同志的指导下，开始直接接受党的领导，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决心在党的旗帜下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邓初民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宣传部长，湖北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其间，邓初民、孔文轩、郝绳祖吸收湖南农民运动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迅速起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经省党部通过后张榜公布，使得广大民众了解了《条例》的主要内容，掌握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927年，邓初民任教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政治学常识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理论。在讲习所任教期间，邓初民与毛泽东共事，阅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运用马列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崭新学风，以及敏锐的观察力、高尚的思想品德，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邓初民坚定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是全国知名的“民主教授”，他所在的成都朝阳学院被称作“红色学院”。
20世纪30年代，邓初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席，继续领导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同托派和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国民党反动文人先后进行了长时期的论战；积极引导青年学生运用正确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这些论战中产生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邓初民早在社联建立之初就提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拓荒：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上各种流派的政治学鱼龙混杂。邓初民在对世界各国政治做了研究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创立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张友渔评价此举在当时是“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是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迅速崛起相一致的。邓初民的政治学观点体现了时人的学术论战和政治诉求，体现了近现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实践的独特品格。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当中，中国历史有无奴隶社会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按照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王礼锡等人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未占过支配地位，中国的社会演进也没有按照马克思的人类社会规律进行。郭沫若等人则坚持并论证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这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有普遍真理的重要问题。从邓初民在暨南大学等学校教授“社会进化史”所编的讲义《社会进化史纲》（神州国光社1931年），以及之后在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史课程时所编的具有通史规模的讲义《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年），都能看到，他采用的分期体系是：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夏殷）、封建社会（西周至鸦片战争）、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到现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否认中古历史奴隶社会的存在，否认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截然不同，邓初民的历史分期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阐释。而在具体阐释中国社会史的概念时，邓初民把整个社会分为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各自又包含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方法。
学界对邓初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领域的拓荒会溯源至其1929年出版的《国家论之基础知识》（新生书局 1929年）和《政治科学大纲》（昆仑书店 1929年）。同时期中国知识界出版的政治学著作有几十本之多，邓初民的著作之所以在学术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核，在原理、概念和体系构建方面有了突破；二是有力回应了当时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揭露了“政治即管理公共事务”等资产阶级理论的虚伪。邓初民在《政治科学大纲》中提出的目标，就是探求“政治”与“政治科学”的本质。他认为，“政治科学”的本质，是一种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是一种国家组织、一种社会阶级的产物。而国家就是一个阶级支配其他阶级的机关。政治科学是处理政治现象的科学，政治现象的集中表现就是国家。国家的本质、概念、历史发展阶段、消亡及其过程、社会阶级的构成、政党、民族问题等，都包含在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离开了经济构造，便不能说明活的、变的政治”。邓初民强调，“我的研究，始终站在新唯物论的立场上，从经济背景的深处说明政治现象”。这里的“新唯物论”立场，是指邓初民在分析政治学时用的三个法则：把各种现象放在整体、联系、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矛盾及对立物的斗争；质量转化的法则。邓初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一种贯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一切。
1932年，邓初民继《政治科学大纲》出版后又撰写出版了《政治学》一书，与前一部书相比，这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近代政府形式的阐述更加系统化和完备。邓初民在该书绪论中给“何为政治学”做出了定义：“政治学是研究国家、政权、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现象的科学”，所以理论分析侧重于政治现象。1947年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基本延续了前两本书的总体结构，不同的是每一编的最后一章都加入了对中国时局的分析，更注重实践性。这三本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纲领结构，是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整体介绍，确立了他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在此期间，邓初民还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解读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如《民主政治的历史范畴及其特质》《论政治与民主——以苏联的政治为例》《民主宪政与宪法的关系——兼述几个民主宪政国家的类型》《只有人民是最后的公断者——让人民的声音被大家听见》等，从民主的历史规律、实践形态到新发展趋势，阐释和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撰述发展史中的重要文献，对于今天的政治学研究仍具有参考价值。
民主：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邓初民一生对民主孜孜以求，自走上革命的道路便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密切。李大钊是邓初民的革命导师。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邓初民曾与陈潭秋、李汉俊等人一同工作。抗战爆发后，又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革命失败后，邓初民与许德珩、李达等人努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打击，于白色恐怖下首先组织了名叫“本社”的文化团体，意为不能忘本，不能做损害共产党的事。其后在国民党改组派的迫害下以第三党人的身份活动，但实则作为党外人士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而后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醒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初民一度以笔为戎，鼓励、告诫广州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朝向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方向发展。
1936年，邓初民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受“王公度”案牵连，被当局划入共产党序列，下了解聘通知。被迫离开广西大学前，邓初民见到了时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张云逸。张云逸来到广西等地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的民主革命资历深厚，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间也颇有分量。在南宁，张云逸以座谈会形式与邓初民等进步教授面谈，宣传中国共产党重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云逸让邓初民知道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重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邓初民说：“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党给我温暖和鼓舞，给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邓初民与周恩来有很多交集。周恩来在广西、武汉等地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宣传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便与邓初民保持密切联系。周恩来不仅对邓初民的革命活动、学术研究进行指导，还在其生活上给予帮助。1941年1月，邓初民自成都转移到重庆回忆说：“我到重庆不久，就同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取得联系。我经常被邀去听报告，谈形势，记得当时对我们讲的最多的是有关统战方面的问题。”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过邓初民、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酝酿和筹划，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与此同时，在黄炎培、梁漱溟等民主进步人士筹备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邓初民也积极参与起草政治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同盟的领导人。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此盛赞，表示将与进步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6年，邓初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迫害名单，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秘密将其在内的民主进步人士转移至香港并施以保护和工作安排，邓初民也得以在中共的保护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延安的同志们一边紧张战斗一边紧抓生产。当同志们将劳动果实千里迢迢送到邓初民手中时，邓初民感到“党给了我极大的温暖”。
1947年秋，邓初民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做相关准备工作。1948年，民革正式成立，邓初民被选为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同年，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发出“五一”劳动口号，包括邓初民在内的远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众多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北呼南应共商建国大业，推动了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后来，邓初民在日记中写道：“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们再开盛筵，庆祝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生日！”
邓初民一生“追求真理、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待人热忱”，始终以革命青春的姿态表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心情。1962年，73岁高龄的邓初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革命一生的夙愿。他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得出来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找到前进方向，获得前进的勇气，也才能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一生，从各方面看，也都是一个生动的说明。”如今，我们正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引领作用。对照邓初民先生的人生实践，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躬身实践为人民解放做大量有益的工作，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种资源，就能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涌现出更多的开创性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20CKS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