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论诗词境界时讲：“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何谓写境与造境？有人将其解释成一组对立的词汇：写境是写实之境，造境是虚构之境；有人则说，写境是描绘一种境界，造境是创造一种境界。基于这两个词所具有的张力，我想以它们作为关键词阅读《陆游的乡村世界》（包伟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版）。将写境与造境分别予以两个主体，写陆游观照所得之境，为写境；由历史学家所出之乡村世界，为造境；前者侧重讲如何写境，后者用于分析造了什么样的历史之境。

　　历史叙述：理论与不理论

　　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历史叙述的复兴》中提出，虽然过去的50年，讲故事的能力被新史学家所轻视，但就史学趋势而言，讲故事，或者说，历史叙述正重新回归到历史学议程之中，而回到历史叙述的老路，也即意味着用分析、结构、量化方法等对历史变迁提出科学解释的时代的结束。自斯通的文章问世以来，欧美学界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颇丰，由此还催生了心态史学、微观史学等历史学新门类。

　　《陆游的乡村世界》立意从专注理论分析转向侧重历史叙述。不过，作者一开始就不打算以欧美学界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作为揭橥，而是沿着个人的学术思考与价值关怀来实现讲故事的想法。书中开篇从年少与年长时读陆游诗歌的不同体会入手，称：“阅世既久，能够真正体会日常生活的意义，更因为多年从事史学研究，对于当代史学难以触及历史时期人们真实生活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了。”一个成熟的历史学者鲜少或者竭力避免将“自己”代入作品之中。若将历史学者的著作比作一幅画，他虽是画者，但立在画外不能入画。尤其是在经济决定论、社会结构模式以及量化方法之下的科学化历史，拒绝有关个人的修辞是不言而喻的规则。在书中，作者却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写入书中，构建了“带进历史”的“讲故事”场景。

　　对于作者而言，回归历史学的本义，叙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诸层面，而非分析历史变迁的性质，方是其中要旨。必须指出的是，避免理论化与概念化，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去理论化地“讲故事”。事实上，不讲理论，并非没有理论观照，书中处处透视着作者与世界范围内历史叙述相为契合与印证的思考。比如，他说，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化，“对于我们认识以前的人类社会提供了许多帮助，但同时也常常使我们停留在‘性质’、‘结构’等概念中的历史社会”。在后记中，又写道：“本书的叙述形式，是想借助陆游诗作的清丽优美，尽量使它适合于更多的读者。”读者接受不了那些难以消化的统计表、枯燥的分析性论证和充满专业术语的文章。选择叙述的形式，正是历史学家回应对历史知识有极大渴望的读者，避免他们被民间的人物传记以及所谓网络写手“喂饱”。

　　该书并未辟专章演绎或辩证历史叙述的理论，但散落于各处的理论观照与理论味道却随处可见，而对历史叙述理论的“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阐释了历史的叙述性。

　　写境：材料与分镜头脚本

　　历史由分析转向叙述，回到讲故事的旧传统。那么，如何区别历史学家所讲的故事与小说家所讲的故事？柯林武德认为，两者虽同为想象力的作品，但小说家只有单纯一项任务：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历史学家则有双重的任务：他们不仅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必须构造一幅事物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和事件的画面（像是它们实际发生的那样）。而要达到历史作品的实际存在与实际发生，关键在于证据以及历史地思考并使用证据。

　　在科学史观下，人们相信对那些埋藏在档案中的记载加以精详考据，将会确立真实的历史。随着叙述性思维的引入，人们发现必须注意档案的叙事技巧，并重新定义这一文类的史料价值。而文学是与档案迥然相反的例子。过去，文学资料很难成为历史证据，它们被视作观念和现实的印象式糅合加工，描述的不是真实环境中真正发生的事件，但在历史叙述的视域里，文学的真实就如档案的虚构那样构成一个交织的学术命题。

　　该书借助陆游的9632首诗歌，借助陆游所写之境来讲述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农村社会。为什么以诗歌作为主要的历史资料？作者认为，一是陆游的诗作大部分反映了乡村生活内容，二是完善的陆游诗集编纂工作为将它们引为史学研究的资料提供了必要前提。显然，作者对文学资料缘何可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并没有学理探讨的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使用这些材料，“诗词并非纪实文体，由诗句所描绘的乡村与现实世界之间必然有不可忽视的距离。如何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去发掘可资利用的历史信息，进而将其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这种手法，借用电影制作的术语即分镜头脚本。

　　所谓分镜头脚本，就是将诗词按时间、地点、情景、心境、物景进行分隔，借助陆游的视角，将其加工成可供拍摄的镜头，按照叙述逻辑顺序出列，以描绘出历史画面。它不是结构化的历史，而是有着全景、远景、中景、近景以及特写镜头的历史。

　　可将“山会平原”看作乡村世界的全景，它包含了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山会地区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的开发以及人地矛盾的逐渐显现。中景与近景可以陆游足迹所过之处为例。作者利用陆游的20多首诗，以“三山别业”为中心，讲述了陆游居所的位置、周边村庄、祠庙、湖堰、漕河、市场，又使用近30首诗来描绘三山别业的营建、材质、居所分配以及各类园圃。而陆游所聚焦的“市船”或可视为书中的特写镜头，作者利用组诗讲述了市船的出入及其与村市之间的联系。正是对近景、远景与特写镜头的取舍，读者才能轻松领略到南宋浙东的农村与陆游的生活。而读者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轻松与愉快的体验，恰好是源于历史学家对近万首诗词作分镜头脚本处理后的效果。

　　造境：大世界与小世界

　　全书以陆游与乡村世界入题，但其中牵涉的究竟是一个人物的一个世界，还是一群人物的一个世界，难以在书题中窥见。不过，关于世界的造境，作者有过明确说明：所谓“陆游的乡村世界”就是借陆游的目光来观察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农村社会。无论是预设的图景还是最后的结论，浙东地区的农村社会是书的主体，六个篇章——区域开发、乡里社会、农业经济、饮食生计、商贸聚集、乡居生活，皆是乡村世界的构成要素。该书虽以宋代作为时间轴线，以浙东地区作为观察地点，但书写时并不止于这一设定的时间与地点。在讲述绍兴地区的开发史、传统中国乡村基层管理制度、山会地区稻麦为主的农耕产业以及米盐市场时，有的直接给予长时段的叙述内容，有的则以最少的笔触将之置于长时段背景之下。如此一来，从秦朝的“编户齐民”到20世纪30年代由航船而形成的基层市场，从文献中的早禾、中禾、晚禾到现代农学中的早籼稻、晚籼稻、粳米，历史长卷在不经意中渐次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区域社会、乡里制度、商贸市场亦是结构型历史研究中，用以分析传统时代区域开发与经济变迁、社会生活的重要层面。因此，在布局上，把说故事的兴趣关联到旧的论证架构上，亦可视为该书的一大特色。

　　除了浙东乡村世界，作为主角的陆游个人的生活小世界亦没有淡出作者视野之外。与大世界的造境方式不同，陆游虽是书的主角，但其个人生活小世界的整体面貌如何，书中并无定论。

　　关于陆游的传记，学界多围绕“爱国诗人”这一身份标识来论其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不过，贴着标签的历史人物形象难免有些刻板。作者对“陆游们”这一群体有过明确界定，但关于陆游个人，既无精细的心态描绘、特别的形象塑造，更无任何评语与判词。通过对诗文的具体解读，人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陆游：红尘俗世、鲜明活泼，一如邻家傲娇大爷。比如，陆游似是十分自恋，但凡足迹所到之处，悉要留痕，当他以诗歌作为呈现自我的方式时，对自己出生情境亦曾专门吟咏，以描绘那一日的不平凡，仿佛他自出生起便能记事。又如，这位爱国诗人曾十分接地气地对儿子说，如果不能谋得一官半职，不妨去卖药。再如，有着雅致高洁旨趣的诗人居然是个无肉不欢的家伙，尽管他生活的地方水产丰富，但他并不将鱼虾水产视为佳肴，“而对于肉食的有无念兹在兹”。当读者自以为要窥见陆游的某些特殊偏好时，历史学家却快速将镜头拉至他所要叙述的主题与论证之中，他在陆游对于肉食的特殊情感中看到的是“寓公家的消费习惯”，由此去探讨购买鸡豚的农村市场与商品信息。

　　总之，陆游的乡村世界，既是陆游一个人的世界，又是关于南宋浙东乡村的世界，两个世界一大一小，一主一辅，在书中交错叙写、相互映衬。

　　需要指出的是，一本“讲故事”的著作，如果没有作者对历史入乎其内的长年浸润，仅借陆游诗歌来构建南宋乡村世界，必不会如此活泼而富有生气；要打破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走出习惯的思维之路，并付诸实践，若没有对历史学宏观走向的观照，必不能有如此出乎其外的高致。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