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最早产生于明代永乐年间，是外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同乡性社会组织，至清代达到鼎盛，具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基本功能。按经营主体来看，会馆一般被划分为士子会馆、商人会馆、移民会馆，这三种会馆因其省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如山西会馆即以商人会馆为主体，据统计，明清及民国时期由商人独建的山西会馆达472座，约占总数的85%。明清以降，随着晋商活动的拓展，山西会馆的分布范围与数量得到显著扩张，从明中期最早开设“（平遥）颜料会馆”的京师，逐步扩展到南北各省及边疆地区，先后兴建的山西会馆总数至少为558座。至清末民初，山西会馆进入历史演变进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笔者认为，不宜用“衰落”或“凋敝”等词汇来统一描述清末民初山西会馆的经营状况。就现存的商业书信、账本、碑刻等资料来看，不少山西会馆当时仍在继续经营，且发挥着传统功能。当然，更多的山西会馆在政权更替、战乱不断的动荡中日渐没落，经营主体或是在当地实力大减，或已退出原有市场，故无力维持会馆的管理工作。此类会馆显得颇为冷清，大有人去楼空之势。由于会馆主体的缺失，作为公共空间的山西会馆逐渐出现功能转型，以另一种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依据现有史料，可以清晰展现清末民初山西会馆差异化的演变趋势与多样化的功能转型。

　　赓续传统功能

　　自会馆创立之日起，经营日常事务的主体人群便不断进行着新陈代谢，而所谓会馆衰落，多半是指其经营主体处于缺位状态。清末民初的山西会馆仍有不少在顽强运转，经营主体也赓续着会馆的传统功能，为同乡提供“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服务。

　　在山西会馆较为集聚的京师，潞安东馆的“馆役”曾于1916年将馆舍租给外人，并禁阻同乡使用而引发公愤。同乡到警察厅控诉后，馆舍被责令退还，仍作为乡人聚会议事、“祭祀太上老君”的公共空间。作为临汾、襄汾人在京经商“相聚会晤之所”，临襄会馆于1929年进行了重修，以保全其服务同乡的功能。建于雍正时期的浮山会馆也一直由山西浮山县在京商人“轮流值年，相互承续”，并延续至1949年。

　　根据民国初期日本对华调查资料可知，山西会馆在陕西省、甘肃省、湖北省仍主要维持着传统经营方式，并在各省会馆中占有优势地位。可见，清末民初的不少山西会馆仍有着稳定的经营主体，顽强维持着会馆的产权与传统功能，这为会馆在动荡社会中保全自身的传统文化价值作出了贡献。

　　产生新型公共空间

　　清末民初的混乱时局加剧了地方新旧势力对各类资源的争夺，拥有开阔空间与社会影响力的会馆便成为各方力量取其便利、为己所用的场所，由此形成了新的公共空间与社会功能。

　　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但不同阶层受教育者间存在巨大差异。至清末，基层社会的办学条件仍不容乐观，不少闲置的山西会馆成为改善办学场所的首选。在河南浚县，知县黄璟于光绪十二年（1886）设立崇正义学，选址便定在了位于该县西关的山西会馆。在山东省阳谷县，光绪十三年创修考院之前，该县“凡考试多在山西会馆中”进行。

　　光绪三十一年，推行1000余年的科举制正式被废除，各地纷纷高举兴办新式教育的大旗，新式学堂很快成为从省会、大城市到中小城镇必设的新型机构。但囿于经费与场地，不少校址选在那些经营主体缺位的会馆中。在京师，明末修建的“山右会馆”因经营不善，于宣统元年（1909）改建为“公立山西中学堂”，1942年又改为“三忠小学”；建于清初的曲沃会馆，于1912年开办为京师“私立普励国民学校”；河东烟行会馆也于民国初年改设为“公立国民学校”。民国初年，陕西省商南县设立的“女子小学校”西校即“就山西会馆改修”而成；河南省正阳县于1913年筹设县立小学，亦曾选址在该县山西会馆，并添建瓦房16间，可惜“未竟即被毁”；河南陕县于1931年在该县刘公祠创立第五区张茅小学校，但第二年则移址到“张茅镇中街山西会馆”。可见，清末民初部分山西会馆已由为同乡服务的社会组织转型为服务于当地公共事务的教育机构，提升了其推广教育、开启民智的文化功能。

　　清末民初的变局催生了许多新型的行政、商业、军事机构或组织，但受经费与场地的限制，地方当局往往选择现成场所，山西会馆便是选项之一。宣统三年，贵州省遵义府正安州筹划设立警察局，便借用当地山西会馆为办公场所。1914年，河南省林县商会成立，其在农工商部注册的会址即为该县南关一带的山西会馆。1915年，山东省成立救国储金团，筹备会议在省城济南大布政司街的山西会馆召开。1919年，河南省正阳县知县张锡典创办广惠义仓，共分五区，其中的南区义仓便由钟镇的山西会馆扩建而成。

　　在军阀混战中，部分山西会馆被强行改造为兵营。1918年，军阀张敬尧在安徽颍州招募新兵，其中一批约四五百人的新兵即被安顿在颍州南关的山西会馆。1926年，位于山东滕县东关外的山西会馆成为当地驻军的驻地之一，6月驻扎该处的士兵发生骚乱，四处抢掠，成为轰动一时的兵变事件。可见，为适应时局，不少山西会馆被迫转型为政治势力、商业势力、军事势力的活动场所，从而成为一种经受时代洗礼的新型公共空间。

　　转型为其他组织或活动场所

　　明清会馆一直维持着“义举”的社会功能，但主要面向同乡或同行群体。民国时期部分山西会馆仍发挥着这一传统功能，如北京的“临汾会馆”在重修后决定以租金收入“设疗养院，资旅京乡人治病养病之用”。

　　不过，随着灾荒与战乱的频繁发生，各种新型救灾组织纷纷涌现，不少山西会馆也加盟其中，转型为辐射范围更广的公益组织。1922年11月，旅京（北京）山西旱灾筹赈会在三晋会馆内成立，以赈济山西旱灾为宗旨，初始会员达220人。1929年，旅京（南京）山西旱灾救济会以南京颜料坊的山西会馆为永久会址，救济灾民，且派人长期驻扎办公。1931年，西北地区发生灾荒，陕西省政府在西安城内的山西会馆开办“流离灾民栖流所”，统一供给衣食。可见，部分山西会馆在民国时期已转型为参与跨地域赈灾的公益组织，传承并超越了传统“义举”的文化内涵。

　　同时，在清末民初的革命大潮中，部分山西会馆也成为革命志士的活动场所。如北京的三晋西馆，在1923年后就成为高君宇、贺昌、彭真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基地，为山西籍革命者在京接头、聚会及开展革命活动提供落脚之地，1949年后改为山西省驻京办事处。此外，还有一些山西会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与传播基地。如建于康熙七年（1668）的北京三晋会馆在民国时期曾改名为“中华少林武术社”，培养专业的武术人员。可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部分山西会馆转型为革命场所或文化基地，在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中承载并传播着红色革命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

　　无论清末民初的山西会馆是以传统形式顽强运转，还是转型为新的公共空间，它都已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地理标识，即便山西会馆的建筑早已不存，也还是会被时人记录下来，融化为地方记忆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山西会馆在时代大潮中出现了差异化的演变进程，除少部分仍在顽强运转、赓续传统功能外，大部分呈现出社会功能的转型，形成了新型的公共空间与超越其实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而不论山西会馆兴衰与否，均成为根植于当地民众内心的地理标识与地方记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