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呼应时代重大命题
2022年05月23日 09: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23日第2411期 作者:本报记者 王广禄

  翻译是实现中国和世界双向互通,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受到国家高度重视。译学,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之学有赖于译之论,译之论有赖于译之思,译之思有赖于译之法,译之法有赖于翻译之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中深化翻译研究、推动翻译实践,方能为新时代中国翻译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道器双臻”做好新时代翻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当前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面对的宏观时代背景。重新认识翻译,需要以宏观视野着眼于翻译之“大者”,把握翻译之关键,使研究同步时代,文章顺乎大势。在近日由中国译学协同研究中心主办、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六届“理论翻译学及译学方法论”高层论坛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何刚强提出,新时代中国翻译的学问之道,是“道器双臻”——融通西方的翻译之道和中国的翻译之道,不离事(历史事实)求道,不舍器(现代技术)求道;新时代中国翻译的笔耕之道,要关注现实重大需求,呼应时代重大命题。做好新时代中国翻译,需要适应中文外译激增的需要,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效果,鼎新翻译研究的流行范式,加速培育外译领军人才。新一代中国翻译学者应有的风范,是高屋建瓴做研究、脚踏实地写文章。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基于这一概念构建起来的国家翻译学,是以服务国家翻译战略和国家翻译治理需求为价值导向的应用型研究体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认为,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应基于中国的国家翻译场景和国家翻译实践,以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国家翻译实践为国家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现实经验。在方法论层面,要以综合性视角挖掘研究对象的“中国意义”,彰显国家翻译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性地方特质,使理论话语适配中国语境,并为中国翻译史书写提供理论框架。

  推动外译实践与外译理论双向互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黄忠廉表示,外译理论是在翻译理论框架下对外译实践经验的总结。新时代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翻译学科发展,要求翻译界重视、提出和发展外译理论,这是一项填补译论研究空白的重要工作。从译学本体视角出发,外译理论研究要把握外译客体(原作)、外译受体(读者)、外译主体(译者)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客体视角,要综合考量原作的可变动性与译作的适应性,有效调节文化矛盾;在受体视角,要研究读者的构成与分类,进行信息需求调查分析;在主体视角,要关注译者的目的意识和文本选择,分析其对原作的变通与转化。

  构建翻译方法论体系

  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都是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的。好的翻译尤其注重高超的技巧和方法,翻译方法论是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

  “就根本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转换必然涉及方法,因而翻译方法问题是译学研究的基本关切,也是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云虹认为,翻译方法不仅关乎翻译结果,从翻译生成的角度来看,翻译方法实际上作用于从翻译之“生”到翻译之“成”的整个动态发展过程,与翻译及文学、文化场域内的诸多要素相互关联,并直接介入、参与其间各种关系的构建,是翻译生成的核心要素。将翻译方法置于翻译生成过程中,深入考察其合理性、有效性与发展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翻译方法的认识。

  译者掌握的行业知识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语言学学者岳艳研提出,译者翻译方法深受所译领域知识结构及经验的影响,包括如何实现翻译变通,如何处理语篇、小句、行文逻辑、内聚链的互动,如何行使译者在文本中的话语权等。她认为,在翻译人才培养上,学界应当高度重视译者所译行业知识和经验的构建。

  我国学者高度重视翻译方法,但与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翻译学方法论体系建构存在显著不足,这无疑会妨碍人们对翻译学学科身份的科学评价与认同。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蓝红军看来,一门学科的发展史往往也是该学科方法论的演化史,与其他学科一样,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是在其方法论的演进中实现的。方法论体系是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基础,也是学科内涵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并非是自然存在的,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从翻译方法论体系和翻译研究方法论体系两个层面主动建构。

  深化翻译实践与批评

  重实践是我国翻译界的长处和特色,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理论与实践脱节、轻理论现象突出等问题,“翻译无理论”“翻译理论无用”等观点曾一度流行。深化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界,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中深化翻译批评与实践,才能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如何认识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一个翻译实践观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编审谭业升表示,人们往往认同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但却没有意识到不同人对实践的理解大相径庭。在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实践是行动中的主体实践。认知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比以往更加努力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间隙,它能够通过探究译者在行动中的无意识和有意识,提升文化交往的实践理性。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基本技能,两者在中西译论中差异显著。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曹新宇提出,直译与意译在中西译论中都是重要概念。但针对直译与意译在中西译论中使用和定义的研究发现,两个概念在西方译论框架中的起源、内涵、使用倾向、关联概念与其在中国译论框架中有明显差异。曹新宇认为,厘清这些差异,区分作为策略与方法的直译与意译,能使翻译批评更加科学,并有助于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批评能够有效提升译者整体素质和翻译质量,实现翻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发展。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敬民认为,在翻译批评的标准上,人们往往片面地以翻译标准为主,忽略了翻译批评自身的价值与功能,从而遮蔽了翻译批评标准的独特性。有效发挥翻译批评功能,需要构建更为科学完善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推动翻译批评从经验走向科学。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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